董必武与教育.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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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与教育
董德文
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了,但他的法学思想、统一战线思想以及教育思想仍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本文试就董必武与教育的关系作些初浅的叙述,企求得到专家学者们的指教。
董必武青少年时期接受过儒学教育,考中秀才,曾留学日本,自办过启蒙馆,担任过小学教员,创办了武汉中学。他从受教育到办教育,始终坚持“朴诚勇毅”的人生态度,这是他做人的准则,也是他育人的理念。董必武从事教育工作近10年,一直坚持教育的社会化、大众化、革命化。他利用教育这块阵地,开展革命活动,培养革命人才,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董必武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具有反封建、反传统的划时代意义,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董必武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董必武出生于书香门弟,教书先生家庭,父亲董基文以教书为业,四叔董基明,教书先生,学识渊博,有才子之称。幼年时代的董必武生活在这种书香四溢、作风朴实的家庭里,逐渐养成勤奋读书,节俭朴诚的高尚品格。董必武读书非常用功,在学塾和书院读四书五经之余,还认真学习了新学中的史、地、博物、算学,反复研读《尔雅》、《说文》、《东莱博议》等,还阅读了《左传》、《通鉴辑览》等史书和大量的文学作品。1903年6月,应黄安县试和黄州府试,获得附学生员,即是考中了秀才。
在封建社会中了秀才,是进入仕途的开始,值得庆贺,按当地的老规矩,要请客、送礼。董必武要父亲向亲友、邻里说明,拒收礼物。青年董必武非常明确地表现出勤俭朴实、不事张扬的品格。
1840年,八国联军的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清王朝的大门,从此,各等条约陆续签订,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解体,小农经济宣告破产。中国步入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山雨欲来风满楼”,当一种社会形态到了晚期,即将崩溃的时候,一些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在孕育已久之后,必将凸现。随着中国人民同帝、官、封的矛盾日益激化,董必武忧国忧民,同情民众,疾恶如仇,爱国心和正义感更加浓烈。1903年,到黄州府试和武昌乡试时,同伴考生及本人遭到衙役打骂侮辱,更激起了董必武对旧官僚、旧体制的愤恨。
这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省城武昌设立武普通中学堂和文普通中学堂。由于受到刘静庵(1875—1911)和张难先(1873—1968)等有志之士的影响,认为“改革救国”非运动军队不可,董必武决心投笔从戎,于1903年秋报考武普通中学堂,文章虽为主考官所赏识,但体检时因穿着父亲的一件旧长衫,竟被误认为“年纪太大”,未被录取。董必武满怀愤懑之情重返故乡,在本县自办启蒙馆,开始从事教育工作。
1905年,在新思潮的冲击下,董必武又放弃了教书职业,到武昌投考文普通中学堂。同年11月,被录取入学。他入学后写的第一篇论文是《伍子胥申包胥合论》,接近桐城派文风,学监看后,十分欣赏,在卷子上批道:“锲而不舍,他日必成文学名家。”董必武学习专心致志,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经学等方面的基础很好,到文普学堂后,便把全部精力用在数学、英文等课程上。因此,每次考试都名列第一。
董必武在文普通中学堂不仅学到许多科学知识,同时接受了宋教仁、田桐、查光佛、黄乔鼎(黄侃)、刘复等一批革命党人的反清革命思想影响。
1910年,文普通中学堂已改为湖北省城第一中学堂。同年10月,董必武在该学堂毕业,由于学业最优,被列为最优等五名中的第一名。当时的湖广总督瑞徵在给宣统皇帝的奏折中,保奏董必武为“拔贡”。宣统年间,拔贡是对学业最优等学生的一种最高荣誉和奖励,由此可充任官职。董必武想继续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但后来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只得辍学回乡。
1910年,董必武代四叔董素怀到麻城高等小学教国文课。同年秋,应陈逵九之聘,到黄州府中学教英语和国文。10月10日,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后的第三天,已返回红安的董必武闻讯,心情激荡,热血沸腾,愤然剪去头上的辫子,表示与清朝决裂。当天收拾行装,连夜赶赴武汉,投身辛亥革命。离家出走前,还给四叔素怀留下一首七绝诗,表达了他胸怀大志重闯天下的决心:
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同年12月董必武到湖北军政府理财部任秘书。次年9月,升任财政司总务科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董必武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担任了一个时期的英文教员。1914年1月和张国恩、张谐英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神田区日本大学法律科,从此开始了留学生涯。在日本留学期间董必武谒见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中华革命党。在28岁以前,董必武由在国内学堂读书,短时间的教书,参加辛亥革命,到后来出国留学的经历,一直是“朴诚勇毅”四个字支撑他走过了20多个春秋,同时也为他后来办教育,奠定了坚定的思想基础。
二、董必武教育思想的实践过程
董必武从事教育工作,办学校,主要以教育为阵地进行革命活动,同时,也实实在在地进行着教育改革,大胆地向旧的教育思想、旧的教育体系宣战。1917年董必武重赴日本结束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业。考试毕业即回国,在武汉和张国恩一起创办律师事务所,因办案成效显著,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1919年,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湖北积极筹办学校,为了筹措经费,董必武把自己身穿的一件皮袍当掉,捐赠20元(每元为1200文)办学。经过一番辛勤努力,新学校基本建成,定名为私立武汉中学。聘原在中华大学任教的刘觉民任校长,湖北省议会议员,著名教育家郭肇明为董事长,增聘陈潭秋、曾雨村、熊连城等任教员,所有创办人员为校董事会董事,并兼任教职员。1920年3月,学校正式招生授课。学校贴着一幅对联,“金石长不朽,丹青本无双”,横额是“朴诚勇毅”。董必武提出这四个字作为校训。后来在1966年4月4日,他向重建的武汉中学的代表具体解释了“朴诚勇毅”四个字:朴就是朴素,也就是艰苦朴素;诚就是忠诚,诚实;勇就是勇敢;毅就是要有恒心、毅力,能够坚持。”
武汉中学在董必武的倡导下,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大胆创新,进行教学改革。教育面向大众,接受贫苦子女入学,收费低。教职员支付低薪水,有的甚至不计酬劳尽义务。国文课实行白话、文言兼用、男女生同班,学校成立董事会,建立学生会。注重启发式教学,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文化课教育并重,提倡和帮助学生课外阅读报纸书刊,扩大知识面,开阔视野。许多校务劳动,老师和学生一齐动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展示在人们眼前。这些做法,开创了湖北历史上教育改革的先河。
董必武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把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担任武汉中学第一届甲、乙两班国文课教学时,自编了一套白话文教材,在古文教材中选讲了《离骚》、《孔雀东南飞》、《苛政猛于虎》、《木兰辞》等,还介绍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先驱山川均的文章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剧本。他讲课不是纯粹从书本到书本,而是把课本知识的理解,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学生既学到知识,又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他强调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开发学生智力。如一次命题作文,他出的题目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命题的含义是强调“器识”的重要,认为先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正确的人生观,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艺作品。有一次自选题作文,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反对父母之命、媒约之言的婚姻制度”为内容的作文,董必武阅后,给它加上《孟子造成的婚姻泪》的题目,并推荐在校刊上发表。寓思想教育于讲读、写作等教学活动之中,是董必武教学工作的一大特点。他指导学生阅读课外书籍,也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对学生的求教,他能见面的就当面赐教,不能见面的就亲笔复函,既谦恭,又具体,十分真诚,深得学生喜爱。1923年,他主持武汉中学二部时,曾给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皮象休写了一封回信,可资证明:
示悉。练习白话,任取何种形式,均无不可。旧日小说,以《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三种为最好。近来出版的有《呐喊》、《隔膜》、《爱罗先阿童话集》,都是短篇,《小物件》是长篇,可以购来看一下。
校阅过久,抱欠得很。威白
为推动教育改革,董必武和陈潭秋、张国恩、钱介磐、张朗轩等发起组织新教育社,并组成湖北职业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刊物——《新教育》。董必武为该刊物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还依靠武汉中学及外校师生的力量,在校外办起了劳动学校、武昌女子补民学校,同时发动学生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在农村办农民夜校或平民学校,传播文化知识,宣传革命思想。
武汉中学的一系列改革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湖北省教育会会长谢石钦组织警察到学校,扬言要封学校的大门。1920年10月24日,董必武等80余人发起,在武昌召开教育工作者大会,会后,通电全国申讨谢石钦。谢指使其弟谢仲奇到武昌地检厅告状,董必武等积极应诉,谢仲奇败退。谢石钦不甘失败,又冒充湖北省教育界代表赴京请愿。董必武联络湖北省教育界知名人士,于1923年秋召开教育界师生代表大会,向政府提出改组湖北省教育会。后推选出吴德峰等10余人为委员,组成湖北新教育会。从此教育会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手中,他们向政府提出改革教育方案,反对旧教育,发展新教育。
1924年,湖北省议会反对武汉中学男女学生兼收,要求省教育厅切实查禁武汉中学,董必武领导师生,顶住压力,坚持继续走自己的路,直到1928年武汉中学被强令封闭停办。
董必武在武汉中学任教期间,从事大量的革命活动,还担任湖北省政府常委、农工厅长等职,后受中共中央指示,辞去国民政府职务。1927年,国民党中央、武汉警备司令部发出了对董必武的通缉令。1928年9月经过辗转,董必武到达苏联莫斯科,被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三、董必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董必武热爱教育事业,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建国后,仍然十分关心教育。1957年,华中师范学院学生孙玉山向他写信反映情况,他亲笔复信,诱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现实问题;华中农学院建院,他亲笔题词:“勤俭建国”。他回老家红安,不忘到红安一中视察。1958年8月24日,赋诗一首:
题赠《中学生》
送水行舟用力撑,
一篙松劲退千寻;
古云“此日足可惜”,
吾辈更应惜秒阴。
1964年2月24日,董必武应湖北省当阳河溶中学的请求,亲笔为该校写了校名并题词:
因地制宜,为集体农民兴利;
实事求是,教青年子弟读书。
以后,董必武多次给该校复信,鼓励学生用功读书,热爱劳动,植树养蚕,德智体全面发展。
今天,我国的教育事业,在经历过一番曲折之后,正在蓬勃向前发展。受教育的层面不断扩大,国家实行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优惠政策,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更快,大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教育质量不断提高,教育与国际接轨迈出大步。对学校教育,我国宪法和教育法明确规定: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服务的重要使命。在我国,接受教育是受宪法和教育法律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
在当今现代化进程异常迅猛的年代,要求教育要培养综合素质高的创新人才。有教育专家提出,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培养创新人格。培养学生的创新人格,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培养学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激发学生追求科学、追求真理的激情;二是培养学生关注现实、关注前沿的学术品格;三是培养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四是培养学生“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科学怀疑、理性批判的精神;五是培养学生开放的心态以及团结协作的精神。
实现上述教育目的,需要作长期艰苦的努力。董必武“朴诚勇毅”的育人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先辈的办学经验,汲取精华,坚持新的办学理念,一定能够培育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大批英才。
(作者单位:红安县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