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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国际化受挫:为何国企老当冤大头
2016年06月18日李喆权,凤凰国际智库特约评论员
从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进展来看,无论是海外投资兼并,亦或是工程工程输出,显然都还处在初级阶段。这其中的血泪教训,尤其以国企甚多,而最新的中美高铁工程夭折再次说明了现实跨境交易的残酷性。
最近,美国私营铁路公司西部快线(XpressWest)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正式终止与中国铁路国际(美国)有限公司为建造美国高速客运铁路而组建合资公司的一切活动。
去年9月,西部快线与中国铁路国际开始谈判筹建合资公司,旨在帮助开发、融资、建设并准备运营连接内华达州拉斯韦加斯市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西部快线高铁工程,该高铁线路全长370公里,预计总投资额127亿美元,原本方案将于今年9月开工。
西部快线单方面公告违约行为引发全球较大关注,中国铁路国际随后也予以声明并驳斥这种作法。快速的启动到虎头蛇尾宣告结束,刚好九个月。
截止目前,并未看到双方的进一步表态。美国加州高铁局新闻部门表示:“有关西部快线的新闻对加州高铁工程没有任何影响。〞
新华社那么在6月11日发表的中英文评论中称,这一说法十分荒唐,因为合同的双方都有责任共同推动工程的展开。中国铁路国际公司一直与西部快线公司就其提出的各种要求,进行耐心谈判。西部快线公司这种消极应对问题的做法对中美在高铁领域的合作造成了突然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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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工程副主任甘思德也向中国媒体表示,虽然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导致中国首个在美高铁工程受挫,但这不会对中国高铁全球业务拓展产生全方位的重大影响。他说到,虽然美国的国土面积很大,但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有潜力、很大的高铁市场,只有一些地区建造高铁有着商业意义与前景,但这些地区在升级铁路根底设施方面却面临诸多障碍,包括现存铁轨的互通性、铁路线路及土地的归属、融资以及法律法规上的审批等等。
如何看到这次跨国事故以及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如何防范风险,凤凰国际智库为此采访了多位专家学者。
前旧金山参赞:美国违反WTO,要据理力争
曾直接参与类似事故的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伟文分析,西部快线公布说中方没有能力执行工程需要进一步具体说明。同时,美国有1640条款,高铁涉及到车厢、铁轨都是钢铁做的,这里涉及使用哪个国家的问题,必须要使用美国产品的说法并非指的是不准买外国货,而是在同等条件下,国外货的价格要比美国廉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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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在旧金山工作时接触过,大概是在1999年左右,那时候要求国外产品比美国廉价13%以上,只有这样,外国企业才有资格参加投标。当时我看了清单,至少有一百个产品是这样。这个做法明显是不符合WTO规那么,当时我跟前任美国驻WTO的大使谈过,他也认为这是违背WTO条款,因为一看就知道了。〞何伟文指出。
与此同时,何伟文进一步解释称,WTO的精神就是“一视同仁,国民待遇,无歧视原那么〞,WTO没有具体章程或者买什么货,但总的原那么是共同对待,不能有差异,所以从这点来看,买美国货,还有差价,显然是违背的。其次,流程上讲,如果我们把这种行为诉诸WTO,估计也不会有结果,因为它多年都是这样。“WTO是民不告官不究,有人去告,它会去处理,但时间很漫长。从美国来说,确实存在国内法高于国际法,但同样,这种形式的限定在许多国家也存在。〞
何伟文还说,即便价格廉价这么多,但问题又说回来了,可以定性为反倾销了。技术上来说,美国规定车厢必须在美国制造,但这个并不是做不到,波士顿轨道交通的就是中方在美国制造的,我们可以在马萨诸塞州建一个工厂,在那造就不违法了。
他强调,对美国这种做法必须提出反对,因为没有经过我方商量,合同本身是双方意志的表达,没有经过我商量就单方面取消,做法上不能接受,要据理力争。
美国违背契约精神是对自由贸易的挖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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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对美安风险评估中心总监李先喜也认同何伟文看法。他指出,这次事件根据协议要据理力争,不管是外交途径,还是其他途径,最大范围内争取自身利益。尤其是最讲自由贸易的国家,最后竟然违背契约精神,这个方面做的好,能把坏事变好事,也等于为中国高铁做了免费广告。
李先喜也指出了违背WTO合作的贸易壁垒问题。“本身双边达成的协议里,纯商业行为来讲,对外发布公告要双方一致同意,显然美国合作方显得傲慢。潜台词是美国企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尽管找了合理的借口,高铁需要在美国制造,但实际上仅从这方面来说并不合理。〞
李先喜分析,从政府角度分析,美国明显执行的是双重标准,一方面在全球鼓吹自由贸易,包括中国在内的都要遵守,如果中国在内的不遵守,他们大肆炒作,或者煽动盟友对中安或者技术限制为理由,设置一些贸易壁垒,这次也是贸易壁垒的一种表达。
从近些年来看,随着中国高铁技术的全球应用,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但与之相对应的国外违约以及其他问题也不断呈现,在这次之前,包括墨西哥高铁工程、泰国高铁工程等相继失败。一定程度上,这也间接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增添忧患。
前期尽职调查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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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霁虹曾屡次参与海外投资并购,她曾被评为〔?亚洲法律杂志?〕年度最热门律师。通过此次事故,王霁虹认为,从法律角度讲,如果西部快线说法成立不是借口的话,这反映出中方工程前期尽职调查不到位,在一个跨境的交易工程里,前期的调研和尽职调查非常重要,法律只是其中之一,还包括了财务尽调、工程本身的可行性尽调等,很多方面都需要提前了解的。“但以我接触的企业情况看,中国企业在这方面这几年意识虽然在加强,但很多企业在这方面重视还不够。〞
王霁虹强调,因为前期尽调工作不到位,导致后面流产,或遇到比拟大的障碍,这是经常看到的。回忆中国在境外投资的失败案例大都如此,比方说中国铁建在沙特的轻轨工程,发生了40多亿的巨亏,这个问题就是盲目相信过去经验,缺乏对前期的深度调研,准确的研判,低估工程的难度和本钱,包括中铁〔中海外〕的波兰告高速公路遭到业主单方解除合同,结果兑付了2亿欧元,后来原因也是急于求成,包干签约,缺乏对市场的了解,还有柬埔寨工程因为民众抗议被搁置,以及中信泰富铁矿工程超过预算几十亿,成为吸金黑洞。
王霁虹称,这都反映出中国企业前期尽调,对于工程的可研深度是不是真正到达了工程所需要的程度,是不是可研的深度能够真正准确来预判工程的投入产出以及各种情况,包括对当地的法律、文化、宗教、环境保护要求、劳动用工要求、当地税务、当地海关、货币兑换等,都是尽调时需要好好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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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铁为例来说,这个工程对于中国来说要输出高铁,第一是技术,第二就是设施设备,这是需要出口内容,尽调的话首先要研究美国政策允不允许在中国加工完后去出口,这也是前提和合作方谈判时锁定的条件,如果说前期已经锁定了,现在美国说单方解除合同,我们完全可以去做索赔违约的要求,但如果说前提谈了谈,都没有把这些合作条件锁定,那么就缺乏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就没方法起诉要求赔偿。〞王霁虹认为。
何伟文也认同,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建设的策略还有本国法律规章体系要搞清楚,不能为了放成绩而忽略风险。“当然,目前双方面原因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而且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美国加州铁路局跟中国接触并没有受丝毫影响,西部快线不是加州公司,是内华达州的,而且是没有铁路建设资质的公司,完全是赌场搞的资本运作的,它属于私人性质与官方无关。所以,像这样的根底设施工程,一定要政府牵头,美国也不例外,而且需要联邦和州以及银行信贷方面的支持,完全靠私人的,盈利前景可能也是问题。〞
国企性质不容易获得外国信任
根据王霁虹经验,类似与西部快线合作的工程,中方企业前期要付出的费用差不多在3000-4000万,这包括了各种考察,但中国企业前期往往这笔钱没有,或者有预计,但并没有这么多。这其中还有两个因素,一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更相信两国总理见了面签署了备忘录,商业行为是不该关注这些的,因为所有的政治关系铺垫仅仅是辅助,真正的较真的还得在法律交易条件上。比方中国企业都有错误认识,备忘录和条例没有约束,这都是错误的观念,直到这个时候很随意签了一些,容许了一些条件,成为后续谈判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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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跟现在中国国有企业机制有关,比方说国企法律上有什么事,要招标,但有些企业要的是最低价中标,那么最低价中标就包括了中国律师和海外律师的效劳费用,那为了中标为了积累律师业绩,超过非正常价格是不是跟付出真正劳动成正比?尽调的质量可能受到效劳费用的制约。最低价中标有可能导致中国企业没有真正寻到专业法律支持的高品质律师事务所,最终付出是几千万数亿元的代价。这是国企需要改良的地方。
在王霁虹的接触中,民营企业走出去显然风险要低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注重的是投入多少产出多少,私营企业发现外部机构能给予真正支持的时候,是愿意付这笔钱的。国企的是花国家的,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所以,国企是在程序上不用承当责任。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常年生活在美国,他告诉凤凰国际智库,国企走出去确实在风险评估方面做的远远不够,这也确实与国企性质有关,毕竟亏损是国家的钱。从这个意义上看,私营企业很少发生类似这样的事。而且国企出去,性质本身也容易导致外部不信任,比方最近国资委说国企重大事项要先经过党委同意,这都会加剧外部“有色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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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仅就此次事件,陈志武认为,可能很大因素是受地缘政治方面影响,尤其这几年,非经济因素的问题是中国企业必须要考虑的,不管在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大环境都是如此。
折戟美国并非孤立事件,必须加强风险评估
无疑,中国企业走出去第一步成败的关键必然是尽职调查与风险评估,这目前已经成为市场共识。
何伟文也指出,要具体分析中国高铁走出去面临着哪些可能风险,要如何防范这些风险。中国企业要有预案,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如果出现了其他情况该怎么办,要有非常完整的预案,否那么一下子被动了,又拿不出有效方法。
李先喜那么称,加强风险评估,尤其是跟我们意识形态差异比拟大的时候,那怕跟中国交往不错的国家,都一定要加强风险评估,政治风险、法律风险要提前预见,要有相应的防范措施,最大限度保护自己的利益。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吴征宇亦强调,走出去的企业首先要考虑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长短周期问题等,很多高铁悲剧不是现在才有的,包括中泰高铁、印尼的,还有很多国家,这不是一个孤立行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要认真对待这些问题。
前景依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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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解决好相关风险后,中国高铁外国际化步伐依然是值得期待的事。截止2023年底,,是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拥有动车组列车最多、运营最繁忙的国家,中国高铁产品已出口全球六大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实现从中低端到高端的升级。
随着“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中国高铁进一步翻开国际市场也是意料之内。正如“高铁代言人〞国家总理李克强此前所言,“中安可靠,本钱具有竞争优势。据世界银行2023年7月的研究报告,中国高铁每公里建设本钱约为兴旺国家的2/3。
同时,去年11月25日上午,李克强与中东欧16国领导人共同登上从苏州开往上海的高铁列车,这被媒体称为“高铁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