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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茶陵诗派的诗歌理论主张及其价值
摘要:茶陵诗派作为连接明初台阁体与明中叶复古派的纽带,在明诗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以李东阳为核心人物的茶陵诗派诗人在批判和继承台阁体文风的基础上,对诗歌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探索,创作了诗歌理论纲领《麓堂诗话》,提出了“格调说”、“诗文异体论”、“诗贵新意说”等理论主张。明诗经过茶陵诗派的发展,由富丽雍容、肤廓冗长的台阁体风格转入“诗必盛唐,文必秦汉”的复古风尚。
关键词:茶陵诗派麓堂诗话格调说承上启下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1-0000-02
明永乐以来,台阁体的盛行给诗歌创作带来了不良的风气,作品苍白贫乏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扼制诗歌的艺术活力,“肤廓冗长,千篇一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文风造成文学委靡不振的局面。沈德潜等的《明诗别裁集》曾说:“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矣。”显然,台阁体已经不适合诗歌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茶陵诗派的诗人开始对台阁体文风进行反拨,试图找到诗歌新的出路。《麓堂诗话》这部诗歌理论著作就是茶陵诗派代表人物李东阳对于茶陵诗派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它既是李东阳个人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茶陵诗派的诗论纲领。《麓堂诗话》在
“宗唐而不拟唐”的基础上,主要提出了音律格调说、诗文异体论、诗贵新意说等诗歌理论主张,体现着茶陵诗派的风格追求和艺术特色。
一、理论核心――格调说
格调说是李东阳诗歌理论的核心,在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一个颇有影响力的诗歌学说。在《麓堂诗话》中李东阳偏重于对诗歌音律格调方面的探讨,在他看来诗是有声律的,可以用来吟诵。明初格调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麓堂诗话》第一次把格调说较完整地进行了阐述,可以说李东阳首创了“格调说”。
诗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声。闻琴断,知为第几弦;月下隔窗辨五色线,此具眼也。
李东阳在这里强调的“眼”、“耳”就是指声律格调。在他看来,诗与乐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於诗,终於律”,“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
”,六经中的诗大致就相当于六艺中的乐,是在后世的流传中失掉音律,但格调尚存,所以作诗应该讲格调。李东阳认为:
长篇中须有节奏,有操,有纵,有正,有变。若平铺稳布,虽多无益。唐诗类有委曲可喜之处,惟杜子美顿挫起伏,变化不测,可骇可愕,盖其音响与格律正相称。
今之歌诗者,其声调有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之异,听之者不问而知其为吴为越也。
从中可以看出李东阳对诗歌中“音响”、“格律”的重视,指出诗歌有“操”、“重”、“正”、“变”等不同的节奏,“顿挫起伏”的音响,“轻重清浊长短高下缓急”等声调。这些都是表现诗歌格调韵律的手段,在诗歌创作中有重要作用,而且与作品风格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四库馆臣评价说:“其论诗主于法度音调,当时奉以为宗。”
除了诗体本身的音律格调外,在《麓堂诗话》中,李东阳对个人格调有所关注,如:“费即掩卷……问何人,予曰:须看两首。看毕曰:非白乐天乎?于是二人大笑,启卷视之,盖《长庆集》。”通过看诗的格调区分出作家来,是对不同诗人有不同风格这一现象的关注。由此说明,诗歌格调应与诗人的个人风格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所强调的格调,不仅是作家诗体格调、个人格调,而且强调其时代格调。其诗话云:
费侍郎廷言尝问作诗,予曰:“试取所未见诗,即能识其时代格调,十不失一,乃为有得。”费殊不信。一日与乔编修维翰观新颁中秘书,予适至,费即掩卷问曰:“请问此何代诗也?”予取读一篇,辄曰:“唐诗也。”
这就是通过“格”、“调”来探讨诗歌的时代风格。在李东阳看来诗人不能脱离时代风格而创作,时代影响诗人的创作风格。对于他而言,所推崇的格调是盛唐时慷慨激昂、矫健豪放并包涵时代风云的风格。如诗话中所说:“(杜甫)音调起伏顿挫,独为矫健,似别出一格。”“宗唐”这种诗学思想与李东阳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当时“台阁体”雍容平易的文风使诗坛萎靡不振,为了对这种风格进行反拨,李东阳试图用盛唐这种慷慨激昂、豪迈宏大的诗歌风格来唤起诗人的激情与动力。
格调说作为《麓堂诗话》的理论核心,对后世诗歌发展的影响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其时代局限性。积极性表现在其强调对声调、格律等艺术手段的重视,对诗与文的不同划分出界限,从而对台阁体进行反拨。其中时代格调的提出使诗人开始重视时代氛围对创作的影响,正如学者李剑波所说:
“李东阳以乐衡诗的基本思想和论诗方法,识辨‘时代格调’的学诗途径及‘守法而求’兴趣的创作思想对复古派格调论产生了重要影响。”①但同时它对声律、格调的过分重视,容易形成诗歌重形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