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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海浮歌一羽客

武侠小说家梁羽生逝世。现代武侠小说世界,就像西洋古典音乐,梁羽生有如巴哈与韩德尔,金庸是莫扎特和贝多芬,然而西洋古典音乐后来人才辈出,港台的武侠小说,只有金梁并开风气之先,后来却无以为继。台湾的古龙,严格来说,写的不算武侠小说,只是穿上古装的特技加侦探,把他比作圆舞曲一枝独秀的施特劳斯仍差一点。
梁羽生终其创作的一生,有人说,都活在“瑜亮情结”的心理阴影之中。我认识的梁羽生,却不是电影《莫扎特传》(Amadeus)里以嫉妒之心暗置莫扎特于死地的宫廷乐师萨里埃利,而是对金庸百般推崇。确实,金庸和梁羽生性格不一样,金庸深婉,梁羽生纯真;金庸的作品重“术”,因为金庸对人性的阴暗面所知甚深;梁羽生的小说重“道”,对人性的光明面擅长歌颂。对坏人的性格研究兴趣不大。梁羽生的人物比较平面,金庸的人物却以立体见长――岳不群之“大邪若正”,韦小宝“大义若痞”,园开千艳,变化多端。
虽然梁羽生的中国传统诗词和对联工夫着力更高,但小说不是诗词,金庸反倒没有这方面的包袱。因为金梁虽然50年代并为香港《大公报》的同事,两人都很宽和,但金庸的性格向往个人的自由,梁羽生随和之外,较能“服从组织”。金庸后来脱离了“爱国机构”,自立门户办报,是历史和性格的必然发展。60年代,“文革”的动荡冲击香港,金庸独立思考,发表了对时局的另类看法,而且创办了《明报月刊》,在中国“破四旧”的时候,金庸偏偏以倡护中国传统的精致文化为己任。梁羽生在香港的极左年代,做了“逍遥派”,对金庸的成就,甚为认同而佩服。
论梁羽生作品,不能不提金庸,这就显示,梁羽生如果没有“情结”,自是难使人置信。梁羽生小说多产,但由于思想局限,受到“文革”影响,香港的左派组织。也不例外。武侠小说的侠义行为,在那个愚昧的时代,被视为“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要突出“人民群众的作用”。武侠小说如果突出“人民群众”,还有什么武侠可言?梁羽生作品较为精彩的,多半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萍踪侠影录》浪漫绮丽,《云海玉弓缘》飘逸奇诡,《江湖三女侠》秀采多姿,各有特色。可惜到了后来,小说的英雄主角,不论时代背景设在抗金的南宋,还是反清复明的清初,几乎都要投靠“义军”,体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正确主题思想。

金庸作品更受欢迎,是因为金庸不自我重复,小说贯穿着作者无拘无束的个性自由。在殖民地时代的香港,金庸当了报纸的老板,得以享有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个人创作自由。金庸的小说,是华人世界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作品。金庸把握了人生的机遇,一飞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