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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官场病”透析
1958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诺斯古德?C?帕金森,发表了《帕金森定律》一书。书中阐述了普遍存在于官场,并被冠名为“帕金森定律”或曰“官场病”的现象。概括起来有两条:一条是“官员们只用下手而不用对手”,另一条是“官员们会想方设法制造出活儿(工作)来给彼此干”。

“中国式官场病”的四种表现形态

尽管帕金森所概括的“官场病”普遍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官场,但这种“官场病”在当今中国的官场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仅无法得到有效遏制,而且日益呈现出“中国式特色”,并演化为以“庸官治理”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式官场病”。究察“中国式官场病”的表现形态,可以分为如下四种:
一种是“占山为王、目无法纪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利用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公器私用,奉行“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生杀予夺皆由我定”的原则,置法律、制度、规章为戏物,视民意如草芥,没有丝毫的对公共权力的敬畏之心,大搞阳奉阴违、欺上瞒下,谋取个人与裙带利益集团的私利,活生生地将旨在谋取公共利益与公共福祉的公共权力异化为部门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由此产生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利益化、个人利益政策化”这一“中国式权力异化”之恶质局面。

一种是“溜须拍马、左右逢源型”。由于实际生活中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与监督机制客观上存在的各种不足,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便肆意利用干部人事制度与机制建设存在的各种缝隙,以揣摩和满足领导的意志与喜好为己任,视溜须拍马、左右逢源为获取权力和利益的成功之道,大搞跑官要官、结党营私、低级趣味,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和公信力,而且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了整个社会价值观体系的迷失。
一种是“脱离实际、表面文章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顾客观实际的发展需求,不愿深入基层,不愿做周密细致的工作,更不关心普通民众的生活疾苦,沉湎于“用会议传达会议,用讲话贯彻讲话,用文件落实文件”,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政绩工程、树个人威信,更不要谈提升服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能力。一些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不愿、不屑、不敢、不知、也不懂与民众打交道、做服务、谋发展,甚至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官场的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了。

再一种是“饱食终日、无所作为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奉行“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信条,安于现状,不以本职工作为本,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敷衍塞责,马虎了事,既无进取心,更无责任心,既不敢正视工作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又无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其结果是衙门作风频现、“懒政”思维盛行、民意怨声载道。

整治“庸官治理”现象

从最根本意义上讲,以上现象之所以产生和蔓延,与我们当前的政治制度建设缺乏对公共权力的有效规约有密切关系。我们在公共权力的来源、行使和监督这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环节上,还没有建立起完整配套而且严密有效的管理链条,具体反映到干部人事制度与机制建设上,我们还没有建构起“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控”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

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曾经对当代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作过十分精辟的分析:一是“国家干部”的概念过于笼统,缺乏科学分类;二是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管人与管事脱节;三是管理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