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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
文化的蓬勃,从来都不是一时所为,也不是公众制造出来的。回顾2006年文化的度过,瞻望2007年文化的行进,我们期待文化的挺拔勃兴。

狭义的“恶搞”是一种“反文化”“负文化”

2006年倏忽过去了。朋友在一本新书序言里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似乎就是几个人恶搞了一把,1年就过去了。”胡戈在2006年年初恶搞了一把《无极》,没成想竟开启了“恶搞年”。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恶搞”,渐入高潮。从电影《无极》那“一个馒头的故事”,到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一堆馒头的故事”,首尾所映照的“恶搞年”倒很完整。从大片到名人到文化经典,都成了恶搞对象。一些名人则在博客里相互恶搞。下一版《现代汉语词典》说不定就会收入“恶搞”这一新词。
当然,我们不能将一切“搞笑”都看成是“恶搞”。有的所谓“恶搞”,其实是“善搞”,是讽刺幽默、针砭时弊,可惜这样的“善搞”太过稀少。“恶搞”的无边际发展,就弄成了“搞恶”。如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恶搞,将《红楼梦》搞成了“林妹妹穿三点式,宝姐姐陷入婚外恋”的“现代版”;对红色经典的恶搞,《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成了做明星梦,希望“走穴”挣大钱的富家子弟。

网络不是流水线,但确是集装箱,体积巨大,容量无比。恶搞成了“网络文化制造”。甚至从制造变成了竞赛,长势如雨后蘑菇。更夸张的是,网络恶搞的“文化制造”很快就“下载”到了现实生活中,商业恶搞开始大行其道:屈原成了猪饲料“品牌代言人”、雷锋上了安全套包装盒、“姚明”牌卫生巾也出笼了……“文化制造”变成了“商业制造”。文化为商业服务本来也不坏,问题是没心没肺的“文化商业化”,是对民族人文精神的蚕食和摧毁。
在一种扭曲的环境中,文化必然以扭曲的形态出现。“恶搞”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文化心态的表现。“恶摘”与“善搞”之间如果没有相对清晰的边界,那是可怕的。
在我看来,狭义的“恶搞”就是一种“反文化”或者“负文化”。冀望将“善搞”从如今笼里笼统的“恶搞”概念里独立出来,分水岭就是是否侵害他人的权利。在文化共同体中,人人都是平等的,谁也没有侵害他人权利的权利。或许,我们不必夸大“恶搞”对人文精神方面的损害程度,如若在现实层面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则需要让法律来调整、由法庭来辨是非。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需要法庭之外的“文化裁判所”。

台湾学者龙应台曾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对别人的态度。”冀望聪明的网民在2007年能多一点“善搞”而少一点“恶搞”。去解构、去批判、去讽刺假丑恶,而不是拿真善美寻开心。这,就是一种文化责任。

比“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是“方化复兴”

这是一个没能出现文化大师的时代。如今在我们的“文化制造”领域,已经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大抵是“山中无猴子,蛤蟆称大王”。
如果说没有“文化大师”还不可怕,那么没有“文化”是很可怕的。歌德曾说,“,你随处可见强烈残暴的仇恨行为。”尽管这是歌德两个世纪前所说的,今天来看依然一针见血。不少影视剧组在拍摄过程中,恣意践踏自然、毁坏文物,便是典型的弄文化的人“没文化”。
文化是文明的寄托,“没文化”何谈“有文明”?
岁末年初,学者刘军宁《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一文,引发了一轮中国如何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