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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印核协议中的印裔美国人游说
[内容提要]随着冷战结束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族裔游说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印裔美国人的积极游说在美印核协议的达成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保证了美国国会在《海德法案》和美印核协议的审议过程中的高票支持,从而大大提升了印度在美国的战略地位。今后,印裔美国人的游说影响可能继续上升。
[关键词]美国族裔游说对外政策美印核协议

尽管与延续了几十年的国际核不扩散规范相冲突,但美印核协议仍从美国国会、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核供应国集团等重重约束中成功突围,并于2008年10月10日正式为美印政府签署生效。美国国会在这个问题上高度支持行政部门的决策,无论是2006年通过修改国内法为美印核协议放行的《海德法案》(The Hyde Act),还是2008年对美印核协议本身的批准获得了国会的高支持率。印裔美国人对美国国会的游说是保证这一高支持率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首先从理解美国的族裔游说与美国对外政策间的关系的角度出发,讨论印裔美国人游说努力的历史发展与现状,然后再集中关注在美印核协议达成过程中印裔美国人的游说对于保证美国国会的高度支持的作用。最后,本文认为,印裔游说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可能对美国的南亚战略甚至亚太战略产生重大影响,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族裔游说与美国对外政策

冷战结束后,围绕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和目标产生了大量争论。这一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世界各地移入美国的大量族裔团体将如何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外交决策。因为移民与其母国(移出国)的特殊情感甚至物质联系,族裔游说涉及移民是首先热爱其母国还是美国的问题。考虑到美国普遍存在的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的倾向,族裔游说面临着爱国主义的重大困境,即必须在表现对美衡,这迫使处于不同地位的族裔团体采取了不同的游说策略。
美国有关族裔游说的争论主要分为两派:积极派和消极派。积极派认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决策中大量涌现的族裔游说是件好事,它标志着这些团体在“今天的美国生活中获得了令人尊重的地位”,同时他们也愿意“在美国外交事务中发出有意义的声音”。作为联系美国与其母国的桥梁,族裔游说有助于促进美国国内价值观的海外推广。也有学者指出,冷战结束导致美国对外政策向更多普通公众开放,促进了族裔团体的政治参与和游说活动的增加。这有利于美国民主的进一步发展,美国政府和人民应当对此表示宽容。

相比之下,消极派的力量要大得多,且渊源也更为久远。例如,早在1977年,乔治?凯南就指出,冷战期间,族裔游说团体为了其母国利益而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压力的例子很多;尽管这未必与美国国家利益冲突,但族裔游说团体显然不那么重视美国的国家利益。对文化多元主义的担忧也导致了对族裔游说的消极观念。例如,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导致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顶礼膜拜”,通过族裔游说而产生的族裔政治影响力大大上升。尽管族裔游说团体的利益可能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但他们“往往牺牲更大的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消极派往往质疑族裔团体的爱国主义,认为族裔游说团体“往往将其母国利益置于美国利益之上”。一本研究族裔团体政治影响力的书直接命名为《忠诚外国》
(Foreign Attachments),认为“族裔团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的作用比一般认为的要大得多”,族裔游说的消极后果可能压倒其积极后果。另一项研究从美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角度印证了这一担忧:普通公众对外交政策或缺乏兴趣、或缺乏了解,只有5%的美国公众对特定时间里的特定外交政策――不包括与战争或和平相关的关键问题一态度“积极”,这赋予那些组织良好的族裔团体可乘之机,他们可在特定问题上高度动员,从而获得相当大的政策影响力;政客们可能无须害怕其他选民而对族裔游说团体妥协。亨廷顿甚至明确警告,美国国内敌对的族裔甚至可能引发“代理战争”――他的例子恰好涉及本文讨论的印裔美国人,其代价是牺牲美国国家利益。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美国人日益担心,愈发国际化的新移民将不那么愿意拥护美国的文化或政体。这意味着移民在其母国和美国的两种文化中徘徊,他们不纯粹地属于任何一个。跨国联系消除了移民对美国的忠诚,进而妨碍甚至中止了其政治融入。因此,到美国的移民应当基于一种双向契约:美国承诺尊重移民,并为其提供法律所保证的所有公民都享有的权利,既不能多,也不能少;移民必须保证忠诚、效忠于美国,而且效忠必须取代并高于其与母国的任何联系。

考虑到美国人更多倾向于以消极视角观察族裔游说,且存在着较大的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风险,本文认为,族裔团体的主要游说策略可有两种。
第一种可称之为消极游说,更多地体现防御性,核心目标或是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