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元“一撇一捺”写人生
陈汉元把汉朝的开创风范和元朝的开放气度都给“笑纳”了。
“汉朝的‘汉’,元朝的‘元’。”他喜欢这样介绍自己。
这个“瘦巴巴的老头”,开创了我国文学型电视纪录片的先河,并且每次纪录片风格的变革甚至电视节目形态的变迁,都有他领导或助推的身影。
开创也好,开放也罢,陈汉元始终盯着“人”看,看着“人”想。
“我们从地图上粗略地看,长城跟运河所组成的图形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正好是我们中国汉字里一个最最重要的字眼――‘人’,人类的‘人’,中国人的‘人’。你看,这长城是阳刚、雄健的一撇,这运河不正是阴柔、深沉的一捺吗?”这是陈汉元为1986年播出的纪录片《话说运河》所写的解说词,创造性地把“人”字镌刻在中华大地上。
人们慨叹如此大手笔,陈汉元则归功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促成了思想的解放,人的解放。”他说。
“人”被发现
汪曾祺说我们有了“定音鼓”,心里有谱了
在纪录片领域,“人”一度是被忽略的。
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年代,纪录片往往“见物不见人”,更重要的是,一些纪录片在创作上经常违反常规,例如为了使画面美观,让收割机排成整齐的一列,同时作业,还会用“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的语言来描述生产建设的成就。
尽管如此,一些“不安分”的心仍在“蠢蠢欲动”,等待时机。
1974年,陈汉元参与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下课之后》,内容反映的是山东半岛小学生的课余生活。尽管逃避不了时代的烙印,但它“没有一句解说是说教的,没有一句解说词搬用了政治术语”,陈汉元说,“我们几个人认为要找到真正能够反映孩子们童心、童趣的生活片断拍摄。”
在极端政治环境下敢于进行这样的突破,是因为陈汉元和同伴坚信,拨云见日的那一天总会到来,正如他在一首歌中写道:“管它公鸡叫不叫,太阳总要升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让这些“不安分”的心开始尽情地呼吸春天的空气。陈汉元说当时的感觉是“终于把又脏又重的破棉袄脱下来了”。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雅仁企画签订合拍电视纪录片协议,计划从长江上游岷江开始拍摄,直至长江入海口崇明岛。中方先前决定不编版本,由日方编辑,成片后译成中文版。但日方迟迟没有编出来。
时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的陈汉元受命负责这项任务,并担任总撰稿人,编出了轰动一时的《话说长江》。
要为观众服务,为“人”服务,陈汉元定下了这部纪录片的基调――
他要求纪录片在制作形式上采用章回评书体,每集一个主题,结尾时留下“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的悬念,尊重国人的欣赏习惯。
他强调避免口号式的说教,用事实说话,让观众通过影像与声音燃起强烈的爱国热情。
他推动纪录片定时播出,每周日晚上七点四十五分播出一集,与观众之间形成良好的“约会”机制。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
他提出要设置主持人,拉近作品与观众的距离。并且特别找来话剧演员陈铎,不仅因为陈铎的亲和力,更重要的是“他头发白,显得有分量”。历史记住了陈汉元对电视主持人事业发展作出的努力,1998年4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持人研究委员会为他颁发了“特别贡献奖”。
他和《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组织在全国范围征集纪录片所用曲子的歌词,并举办《话说长江》专题音乐会。时任沈阳军区歌舞团创作员的胡宏伟成了幸运儿。
1981年,胡宏伟到江南采风。坐火车行进在南京长江大桥上时,看到长江的宽广,创作激情顿时燃起。“当时,我想到了长江遥远的源头,想到长江已奔流了千万年,心头涌上两句词:‘你从雪山走来,你从历史走来。’但再往下就没词了。”
《话说长江》播出时,他一集不落,对长江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刻,“我记起片尾浩瀚的长江口,想起‘你向东海奔去’;还有长江三峡的落差造成江水汹涌澎湃,正是‘惊涛是你的气概’。”酝酿了两天,胡宏伟一口气写下了两段共18句歌词。
结果,他的《长江之歌》胜出,气势恢弘的词与曲,影响了一代人。
作为解说词写作的一把好手,陈汉元用独特的语言魅力,让观众获得美的享受:
长江流域有许多湖泊,打个比方吧,如果说长江是一条长长的藤,那么这众多的湖泊就是这长藤上的一个又一个的瓜。由西往东数,这是第一个大瓜――洞庭湖。
如果说重庆的地形像一条长长的舌头,那么朝天门就是舌头尖了。
云是海,海是云,这是名副其实的云海。然而,还是在峨眉山,这厚厚的云层,不禁使人联想到辽阔的松辽平原――春天已经来临,深翻的大地,积雪尚未消融⋯⋯
这样的解说词写作风格,延续到了《话说运河》。《话说运河》的解说词写作是个集体作业,陈汉元被分配写前两集,这就意味着他要说明白运河到底是什么,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处于什么位置。
这是个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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