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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在创造中”与“美在意象”
摘要:蒋孔阳的“美在创造中”和叶朗的“美在意象”是中国当代美学关于“美的本体”探讨的两个重要命题。二者都突破了实体性理论思维的局限性,都是将“美”看成是不断生成的而非凝固不变的,所以对人们思考“美的本体”问题颇有启发。但二者的哲学基础并不相同。“美在创造中”注意到美的现象产生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注意到人的精神自由、生命创造、情感心理对美的创造的意义,但由于拘泥于劳动实践的美学观点,忽视了人的生存自由对于美的创造的重要性,所以在解释中存在着种种矛盾。“美在意象”则是在充分审视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与美学思维转向和中国美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理论缺陷的基础上进行,凸显了美对人的生存活动的意义,所以更有助于中国当代美的本体问题的理论思考和思维转换。
关键词:美在创造中;美在意象;美的本体;蒋孔阳;叶朗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001?07
虽然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被中国当代一些美学家斥责为一个假问题予以轻视,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进程却是与美的本体(本质)问题思考密切相关的。早在
20世纪20年代,吕??就指出:“美学虽不能囫囵的说研究美,又不能偏重的说研究美意识、或美术、或价值,却可以说研究‘美的原理’。”[1](3)即把美的本体研究作为美学最根本的任务突出出来。20世纪30~40年代,一些美学家对美的本体问题亦有较成熟的思考,所提出的观点命题,如朱光潜的“美是情趣的意象化”、范守康的“美由感情移入而再现”、宗白华的“美在生命”、蔡仪的“美是典型”等,对中国当代美学发展进程产生了影响。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主要讨论的就是美的本体(本质)问题。不管今天的人们如何评价这场大讨论,中国当代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推进是与这场讨论密不可分的。其间,形成了长时期在中国当代美学占主导地位的以实践为本体的美学理论派别。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美学研究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美学研究的领域扩大,不再停留在美的本质问题的论争,但有关美的本体(本质)的探讨仍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取得重要的理论成果。实践美学代表人物继续深化其理论观点,如李泽厚关于“美是自由的形式”,刘纲纪关于“美是自由的感情表现”,高尔泰关于“美是自由的象征”的理论阐述等。其它关于美的本体的理论观点也不断呈现,如周来祥的“美是和谐”,叶秀山的“美在存在间的交往”,杨春时的“美在超越”、陈望衡的“美在境界”等等。在中国当代美学关于“美的本体”思考的众多命题中,笔者认为,有两个命题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蒋孔阳的“美在创造中”和叶朗的“美在意象”。这两个理论命题的哲学基础并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是从丰富的审美现象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都是将“美”看成是不断生成的、发展的而非凝固不变的,都试图通过美的本体问题的思考来回答和解决中国当代美学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所以对于我们思考“美的本体”问题深有启发。

一
蒋孔阳对美的本体的论述由一系列的命题组成,如“美是自由的形象”“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是世界的美”等,诚如朱立元所指出,最核心的理论命题则是“美在创造中”。其实,“美是创造出来”的观点,并非蒋孔阳首先提及。早在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就提出“美是创造出来的”的观点。在他看来,世界上“并没有天生自在、俯拾即是的美,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2](153)。宗白华亦把美的创造性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艺术和审美的人生观就是把我们的人生“当作一个高尚优美的艺术品似的创造,使他理想化、美化”[3](33)。实践美学家把实践概念引进到美学中,其理论指向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普遍将“自由”作为美和美的现象的一个本质规定,实际上也肯定了美的创造性。尽管如此,蒋孔阳的“美在创造中”的命题的提出,在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仍不可忽视。

蒋孔阳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学论战的背景下开始思索美的本体问题的。由于他与李泽厚一样,都认为美是实践的产物,都将美看成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所以许多人认为他的美学思想接近李泽厚,属于实践美学中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统一”的一派。其实,蒋孔阳与李泽厚的思想是有重大区别的。他虽然有关于“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的表述,却不愿意简单地将美看成是一个实体对象,也不愿意执著于美是主观还是客观一类的争论,而是尝试着从主体与对象的关系的角度对“美”进行新的阐释。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美和美的创造》一文对美下过这样的定义:“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通过劳动实践,把具有真和善的品质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中实现出来,从而使对象成为一种能够引起爱慕和喜悦的感情的观赏形象。这一形象,就是美。”[4](48)这一定义认为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