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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阐释论文
.freelizing) 即对提高效率的追求,才是技术和组织变迁中的主要现象。近来,列波维茨威和马格利斯从对美国所谓“新经济”中有关高技术行业的路径依赖的若干重要案例的研究中,也得出了与威廉姆森类似的结论:“我们的主张是好的产品获胜。而一些经济模型得出的对立主张是好的产品可能不能取胜,而质次价高的坏产品却会得到网络效应和其他效应的保护。有无数的证据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没有任何一个清楚记录的例子是支持对立的主张的。”威廉姆森等人对路径依赖方法的质疑和反对无疑是有力的。事实上,一些持进化论经济学立场的西方学者,虽然认为运用路径依赖方法可以打破新古典以及新制度主义的比较静态分析框架,真正将历史引入经济分析(即所谓“history matters”) ,但也承认,由于缺少关于社会经济进化的综合理论,路径依赖的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还远未弄清,更不要说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了。总之,就社会经济进化研究而言,路径依赖目前还是一种有争论的分析方法。尽管如此,诺斯还是大胆地将这种方法搬到对社会的宏观制度结构的长期变迁的分析之中,用它来破解本文一开头引述的那两个艰深的历史之谜。诺斯的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理论概述在诺斯看来,“有两种力量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 一种是报酬递增,另一种是由复杂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他还指出,在非报酬递增和完全竞争的世界中,制度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报酬递减和市场竞争会使制度选择上的初始错误得到纠正。但是,在报酬递增条件下,制度则是重要的。制度初始建立的沉没成本很高,制度框架规定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与其他组织的合约还会产生巨大的协作效应,正规制度的创立又会导致大量作为其延伸的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基于某一制度的合约处于支配地位还会使行动者形成对该制度的适应性预期。这种“制度矩阵的相互依赖的构造会产生巨大的报酬递增”,而报酬递增又成为阻碍制度框架变革的保守力量。不过,如果“相应的市场是竞争性的”,即“政治市场”是竞争性的,“或即便是大致接近零交易费用模型的”,报酬递增造成的对低效率路径的依赖,是容易得到校正的。但是,在信息反馈不完善、政治市场的交易费用巨大的现实世界中,路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初始的制度选择不正确,就会导致对低绩效制度的长期持续的路径依赖,反之亦然。那么,不同社会制度下行动者的初始选择的差异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在这个问题上,诺斯一方面强调偶然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将这种偶然性归结为意识形态或文化等非正规约束的差别。因为,“文化提供了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概念框架,用以破译与解释呈现到大脑中去的信息”。这就是说,不同的主观模式或文化,决定了初始选择的差别。初始选择的差别与制度报酬递增这一正反馈机制的结合,决定了不同民族对不同发展路径的依赖。而低绩效的制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政治市场的交易成本太高。在诺斯的上述理论体系中,有三个起支撑作用的要素。一是关于社会制度的报酬的理论。缺少了它,所谓制度的报酬递增就无从谈起,而报酬递增是决定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一个决定因素。二是关于政治市场和交易费用的理论,即
“政治的科斯定理”,这是规范制度变迁路径的另一个因素。三是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理论,这是诺斯全部理论的归宿,意识形态和文化最终决定了包括政治市场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长期发展路径。我们下面的分析将要说明,这三个要素一个也不能成立。制度的报酬以及制度的绩效要谈论制度的报酬递增,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制度的报酬。按照经济学上的常识,制度的报酬应当是指制度的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因此,要确定制度的报酬又需要清楚地定义制度的成本和收益。然而,什么是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呢? 如果假设社会是由同质的个人组成的,由于制度无疑是一种“公共产品”,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就都应当是社会的。但是,在坚持作为新制度主义首要假设的个人主义的前提下,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事实上是无法确定的或不真实的;福利经济学的效用加总问题和阿罗不可能定理,已经说明要从基于个人效用的成本—收益计算中导出社会的成本和收益,会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严重的问题是,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社会就并不是由同质的个人组成的。事实上,社会中存在相互间具有利益差别、矛盾以至冲突的不同集团、不同阶层和不同阶级,任何个人都是从属于一定利益集团、阶层和阶级的。而在不同的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并不存在对于成本和收益的一致评价标准。在封建制度下,对农奴来说是成本的劳役、贡赋或地租,恰恰是封建主的收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认定为成本的工资,在工人来说恰恰是收益。这就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所谓制度的报酬,究竟是社会中哪个集团、哪个阶层、哪个阶级的报酬? 建立制度所耗费的沉没成本,以及由于制度的确立而产生的学习效应、协作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究竟使得哪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