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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1] 
2016年1月2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落实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2] 
面对中国经济当下的困局,仅从需求侧着手已经很难有所突破,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入手改革,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才是结构性改革。[3] 
一、改革背景编辑
在计划经济时代,央企的生产力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自2003年后,央企生产力变革变得很缓慢,主要原因就是央企的体制与机制很陈旧。第一是央企的机制缺乏活力,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第二是政企不能分开,尤其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牢牢捆在一起;第三是央企的发展以扩张型为主,造成目前严重的产能过剩;第四则是央企被内部人控制严重,腐败加重。国企改革应该从解决过剩产能入手。
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产能过剩很严重。截至2015年12月初,几大行业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这几大行业对整个工业PPI下降的贡献占了70%—80%。
由于产能过剩的企业占据着大量人力、资金、土地资源,使得生产以及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势必要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僵尸企业”不退出,企业转型就不可能实现。
“僵尸企业”都普遍处于一种按兵不动的“熬”冬状态,或在等待来年形势转好,或想把这种情况拖下去移交给下任解决。而领导层则希望其能够腾“笼”换“鸟”,这其实是很困难的事。
供给侧要通过产业的调整,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率,来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变化。通过结构性改革调整,应该对2016年经济的增长有一个乐观的预期。[1] 
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位”已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因此,强调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供给端入手,调整供给结构,为真正启动内需,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寻求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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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先增长后治理、追求增长忽视公平等发展方式失去了可持续性,必然走到尽头。
新常态下,结构调整是一种大逻辑、大格局、大趋势,是中国无法回避、必须进行的一场变革。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的重头戏,也是考验中国经济能不能转型升级的关键。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需要结构性改革来推进,需要在需求结构、投资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发力。
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为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普遍认识到推动结构转型、改革原有经济运行模式势在必行。[5] 
中国过去主要采取需求管理政策,拉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来推进经济增长。虽然取得了一些经济增长效果,但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中国不得不对这些前期政策进行消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为了保增长或稳增长,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主要针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政策。这些政策确实起到了保增长或稳增长的效果。
但是,宏观调控政策的边际效应在递减。虽然连续多次采取了稳增长措施,%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荡下行,%,而且尚未扭转下行趋势。这就使得中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宏观调控政策达不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没有完全找对病根,没有对症下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非周期性问题。针对结构性问题,不能用解决周期性波动的宏观政策去应对,而要采取结构性改革去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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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问题编辑
中国的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六个方面的问题。[6] 
这六个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叠加,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去有针对性地解决。
1、产业结构问题
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为此,需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