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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台湾问题的思考
晓星
写出肝胆语,愿得知己知。不得知己知,甘受世人嗤。
——作者自题
1900年,台湾籍诗人丘逢甲乘船去南洋。时当农历二月十三夜,一轮明月从碧海跃上天穹,水天相连,晶莹澄澈。诗人触景生情,不禁感慨道:“人间万事纷变灭,方见月圆旋月缺。四万八千修月仙,玉斧长劳竟何说。”如果用月亮来比喻一个民族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华民族显然还没有到“月圆”的时分,还有待千千万万的“修月仙”共同努力。两岸分治六十多年了,其间出生者已有三四代人,更有无数的人带着遗憾而离去。凡是与神州大地血脉相连者,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种分裂的创痛;凡是对中华民族寄予热望者,不可能不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有些想法,已在我胸中积存多年。《诗经》有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俗语亦曰:“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有些事我可能做不到,但有些话我却不能不说。我的话不可能都是正确的,然而有一点我很自信,我要说的都是我心里想要说的话。
一、两岸分治有其历史必然性
海峡两岸的分治现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出现的,然而中华疆域内的分治局面,却并非始于1949年。且不说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山头林立,自1927年共产党人拿起武器的那一天起,国共分治的局面就开始形成了。共产党在自己统辖的区域内,不仅自收赋税,自设法庭,自行选举,而且自立银行,自印货币,这不是分治又是什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当时的“国中之国”。国民党政府对红色区域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围剿”,从另一角度去观察,无非是想用军事手段结束分治状态而已。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新的选择。“重庆谈判”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争执,归根结底,就是继续维持分治还是加速实现统一。国共两党都以统一中国为己任,但都不愿在于己不利的情况下实现统一。当时曾有一些好心的人士,文有胡适,武有薛岳,都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将东北地区交给共产党管理,让他们去搞共产主义实验,在分治的格局中展开和平竞赛,看谁能够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进步。这一建议遭到了国民党最高领袖的断然拒绝。
六十多年前的惨痛历史昭示后人:宪政不行则内战祸起,强行统一则流血千里。在战场上遭受重创后,原先反对分治的国民党当局,被迫提出了“划江而治”的求和方案。“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长江毕竟太浅太窄了,挡不住百万乘胜之师的脚步,于是,中华民族不得不面对隔海分治的严峻现实。一个民族分裂为两个政权,互相比拼又互相制约,这既是东西方两大政治集团冷战对抗的阴影投射,也是中华民族在旧权威瓦解而新框架未建立时的痛苦徘徊。
不少人以为,当年要是不发生朝鲜战争,美国军事力量不直接介入台湾海峡,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也许早就解决了。这是过分夸大了单个事件的作用,而忽视了历史进程中的内在必然性。强攻金门岛的先遣部队近万人,因风向逆转、后援不济而全军覆没;好不容易凑集起来的准备渡海作战的舰队,因疏于防备,在吴淞口空袭中被摧毁殆尽;潜伏在台湾地区的中共地下网络,志满踌躇,却因蔡孝干叛变而全线崩溃——这些都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难道都是偶然的吗?“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天下无全胜之局,上苍有不忍之心。“解放战争”的血腥狂飙终将止步于滔滔海浪前,历史的天平正开始向失败的一方倾斜。
国共两党都因实行“一党独裁”而饱受诟病,然而就中华全境而言,其实并没有哪个党能够做到完全彻底的独裁。在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的年代,共产党就是最大的反对党,而且是依靠暴力争取发言权的反对党。正像当年堂堂国民政府的法令管不了陕甘宁边区一样,共产党执掌大陆政权后发起的一波又一波声势浩大的运动,无论是摧毁旧世界的政治运动,还是拆毁旧世界的经济运动,照样无法席卷台湾地区。这就是分治
格局在客观上带来的制衡作用。
权力是需要制衡的,这是当今文明世界的共识。制衡权力的最佳途径当然是宪政民主。然而,当一个古老民族在宪政之途上正步履艰难的时候,分权自治也是一种不算坏的选择。分治,就是在总体无序的政治生态下,强行建立一道藩篱,形成有序对抗的平衡状态;分治,就是在整个民族探索现代化的进程中,多几条试验的途径,不至于全挤在一堵墙跟前撞死;分治,就是在“政治一体化”的重重阴霾下,为人民多争取一些表达的空间,以保证总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可以发出来。“西方不亮东方亮,阴了南边有北边。”只要分治依然存在,再可怕的洪水也无法淹没全部疆土,再浓重的雾霾也不能遮盖整个民族。
俄罗斯的叶利钦在对比中俄两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曾感叹中国有一个香港作为参照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仅有香港,我们更有台湾。六十多年来,台湾走了一条跟大陆很不相同的道路,从贫穷到富裕,由专制到民主。“天意从来高难问”。不管苍天是有意还是无意,台湾事实上已成为中华民族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实验区。台湾人民所取得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不那么成功的,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