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生平事迹
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
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三.遭排贬外时期;苏轼所遭的重大排挤,始于王安石变法。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纵使屡遭排挤,苏轼亦多次在其文学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愿望。在密州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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