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评价问题研究综述.doc

对袁世凯评价
研究概况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重要的人物,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80年代,随着思维方式的进一步灵活,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一些学者对袁世凯作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他们对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尤其是他在经济领域的贡献,给予了较多的肯定。对于他晚年称帝、逆历史潮流而动,论者仍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袁世凯的研究逐渐变得丰富起来。
关于袁世凯的总体评价问题
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早期学者多认为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 辛亥革命后他“抢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巧取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职务”,上台后“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追求专制独裁,并悍然恢复帝制,终于招致败亡”。近些年来,对袁世凯的评价,学者有不少共同之处。如:有的学者认为他在中国军队近代化、清末新政中以及在推翻清王朝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袁世凯一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其晚年,逆历史潮流而动,自取灭亡(张华腾、苏全有《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也有学者指出袁世凯在政治上反动,但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唐洁在《乱世奸雄袁世凯》一文中这样评价:“无论说袁世凯是奸雄也好,枭雄也罢,不可否认他辛亥前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武昌起义后迫使清帝退位,也遵循了时代的潮流。如果当时的中国不是出于外强觊觎的严重形势下,革命党避免干涉而急于稳定大局,总统的位置可能就不会轮到袁世凯来坐。”袁世凯是“旧时代的产物,尽管披上支持共和的外衣,骨子里仍然抱着皇帝梦不放,将个人名利之于民族大义之上,只能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

关于袁世凯与戊戌告密问题
过去长期以来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袁世凯告密是政变发生的直接原因。近年来主要出现三种分歧,一种认为袁世凯告密引起政变,一种认为袁世凯虽告密,政变另有原因,一种认为袁世凯告密是在政变之后。房德邻在《戊戌政变之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就持第二种观点。台湾学者黄健彰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则认为慈禧发动政变与袁世凯无关,荣禄向慈禧太后告密是在政变爆发之后,持第三种观点。孔祥吉根据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全编》所刊布的蔡金台写给李盛铎的两封信,并结合其他档案和文献资料进行考释,认为“袁世凯无疑是告密的元凶,那种认为戊戌政变非由袁世凯告密而发生,或者称袁世凯是在杨崇伊上书后怕受牵连而被动告密之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袁世凯在政变中的关键作用。虽然从局部讲,各有其理由,但是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考察,则很难自圆其说。因为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政变之后,清廷重赏的不是发动政变的御史杨崇伊,而是袁世凯?显然,袁氏告密在戊戌政变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刘路生经过考证认为“戊戌政变,袁世凯没有八月初四日在北京告密的必要与条件,徐世昌初四日告密说没有根据。奕劻亦非接受袁世凯告密之人,荣禄才是告密的最佳人选。袁世凯并未党附维新派,光绪帝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远早于维新党人,而保全光绪帝,是袁世凯保全自己的必然选择。袁世凯日后的飞黄腾达,并非慈禧太后对其告密的奖赏”。(《戊戌政变袁世凯初四告密说不能成立——兼与郭卫东先生商榷》,《清史研究》2005年第1期)茅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