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临大时代的中国.doc

濒临“大时代”的中国:
文化研究宣言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本文完成于二OOO年七月,英文版曾发表于2003的Position,中文纸版收录在王超华(2004)《歧路中国:当代中国顶尖知识分子探索歧路中的中国》,台北:联经,页255-82。

1927年冬天,鲁迅这样概括中国的状况:“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鲁迅:《〈尘影〉题辞》,《而已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07页。
借用他后来的话说,这“大时代”“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33页。
没有想到,七十多年过去了,我要选一个词来概括对于当代生活的感受,竟还是觉得这个“大时代”最为贴切。自鲁迅辞世以来,人们曾经多次相信,中国已经踏上新生的坦途,可以永远告别动荡、崩溃、前途莫测的惶恐感觉了。即如我自己,在七十年代末,就曾经一头扎进过这样的乐观的情绪。可是,经过二十年曲折多变的“改革”的冲荡,中国人过去曾非常熟悉的那一种对普遍的社会腐烂的强烈感受,那种被互相矛盾的生活现象搅得越来越严重的困惑情绪,那种难以把握国家和个人命运的茫然的神态,甚至那种不远处正有巨大的动荡向我们逼来的不详的预感,竟然都再度弥漫开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七、八年前似乎已经远去了的疑问,又赫然重现在人们眼前。不仅如此,它还激发和聚拢了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疑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它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在‘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个什么关系?”“在中国目前这样的‘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体制、社会阶层、统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什么变化?”“谁是这个过程的最大的获益者?谁又是最大的牺牲者?”“社会是否正处在危机之中?是什么样的危机?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今天的社会中还有哪些良性因素,是可以激发起来削弱这危机的?又是哪些势力的活跃正在加剧和促成危机的爆发?”“倘若危机竟然爆发了,接着出现的会是什么局面?风暴过后一定会是阳光遍野吗?还是也可能继续长久的阴霾?”……在今天,任何一个对自己生活的现实睁着眼睛的人,大概都会意识到类似这样的许许多多疑问,甚至感觉到它们的迫人的份量吧。而我觉得,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有责任给出对这些疑问的清楚的回答。这是我的一个相当顽固的确信:在今日中国,那些对社会抱有热忱的关怀、自觉地保持独立的精神立场、又受过基本的思维和理论训练(这种训练通常在大学里获得)的人,依然构成一个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也依然保持着对社会的影响力,虽然最近十年来,这种影响力正在逐步减弱(这减弱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知识分子应对现实的思想和精神能力的弱化);而且,这个知识分子群体是今日中国社会中最有能力直接回答上述疑问的群体。因此,我一直不赞同九十年代以来流行的那些判定“知识分子”应该“退场”的意见,而坚持认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绝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而是恰恰相反,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需要深切反省,正是为了更充分地履行对当代社会的思想和道义责任。

这并不容易。最近二十多年的持续变化,极大地改换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差不多是变得面目全非。比方说吧,今天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地步, 这差异当然不是最近二十年才出现的,事实上,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五十年代政府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政策,就已经在扩大、而不是缩小本来已经相当严重的城乡和地区差别。不过,由于六十年代国家工业投资由华东和东北向西南地区的转移(所谓建设“大、小三线”),以及随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文化的强制性普及和经济的整体停滞,城乡和地区差别似乎反有缩小的趋势。只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上述差别才以令人瞠目的方式迅速膨胀起来。
不要说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之间,就是城市之间,比如东北那些寂静、萧条的老工业城市和杭州、温州那样夜夜笙歌的消费城市之间,甚至是大城市之间,比如广州和天津、上海和北京之间,差别都非常之大。而且,这差别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仅是经济的、生态的,更是文化的,甚至政治的。太原的歌舞厅里依然弥漫着邓丽君的柔媚的歌声,上海的中学生却差不多人手一盘West Life的新专辑。从宁夏出游的一群县长还在为参观蒋介石故居是不是犯错误争论不休,厦门的官员早已经与黑社会联手,创造出了走私牟利数百亿元的
“业绩”。就在譬如成都的党报刊发严厉批评资本主义“侵蚀”的社论的同一天里,上海的政府代表很可能正在与某家跨国公司的总经理觥筹交错,相谈甚欢。而一本在北京被禁止出售的书,也很可能会在譬如佛山的某个私人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