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论文资料 和平统一与一国两制.doc

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摘要: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对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祖国的山河,建立了紧密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和安定的渴望与追求,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亲密合作和交流。因此,邓小平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反思“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所谓“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就其实质含义,长期是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导相联系的,最早更可以追溯到五六十年代的几次试探性努力。如1955年周恩来首次提出愿意和平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主张国共进行继北伐、抗日战争之后的第三次合作,但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以“汉贼不两立”作答,还有过光复大陆的幻想。双方的主要矛盾在于“正统”之争,谁都自称是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
   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陆方面又一度加紧了舆论攻势,有关设想渐趋丰满。如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时报表示,放弃“解放台湾”的提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发表讲话,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出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凡此已经奠定了“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
   正道是:有心栽花花不活。子承父位的蒋经国继续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拒之。然而1984年6月、7月、12月,邓小平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中国是信守诺言的》三篇重要谈话中,继续全面阐述了“一国两制”的思想。
   进入九十年代后期,香港、澳门顺利回归,而台湾问题却愈发呈现出紧张态势,更有几度风波,时人多虚惊以为险乎大打出手。两岸的分歧,尚难弥合。有鉴于此,对于既定的方针,恐怕不能简单照办下去,而有深入反思之必要。
   所谓“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按照官方的说法,是“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在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允许香港、澳门和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就连邓小平自己也承认,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一直还没有搞清楚。另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恐怕也缺乏足够的认识。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的内涵不断被置换,这是人所共知、心照不宣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的今非昔比,也对“一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发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变化。当局者也需要与时俱进,寻求新的解决之道。
 
,再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在台湾问题上碰壁,似乎却于香港问题、澳门问题游刃有余,但是这一作用不宜高估。以香港为例,英国政府既没有理由和能力,更出于二战后全球战略收缩的考虑,也无意阻止其回归中国。迟至1997年移交,还等于默认了九龙、新界九十九年为期的租借条约。何况,香港、澳门作为殖民地城市,素来有自由、法治,而无民主可言。以香港为例,彭定康临行前匆匆抛出一个政改方案,有意培植民主,却为时已晚,不仅有惺惺作态之嫌,更遭到中国当局的强力抵制,所以,归于流产。而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大不相同,其现实政治格局之复杂和多元。所以,“一国两制”,至少是其现有模式,能否适用于台湾,尚值得研究。
 
,比较“一国两制”与联邦制
   很多人以为,“一国两制”所开列的条件,极其优厚,甚至“较联邦制有过之无不及”,对方没有理由不接受。形式上似乎如此。但其实,联邦制和“一国两制”完全是两个层次的范畴。“一国两制”所隐含的法理依据是,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中央授权。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授权的幅度大小,而在于“授权”本身。联邦制则不然,其主要含义是“地方分权”,而非“中央”授权。
   联邦制又与各级地方自治一脉相承。如20世纪初以来,美国各州陆续修改州宪法,赋予州以下地方政府更大的权力。自治是民主的大学校。美国联邦体制下宪政民主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统治疏于严密控制,留有自治空间。首先是乡镇自治在各州产生和发展起来,然后循此逻辑普行于全国,就是联邦制。联邦制的优势之一,如果借用毛泽东《论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