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通史」題庫請注意:詩無達詁,史難定論,各家論證不一,所附提示及書目僅供參考,建議更求延伸閱讀:
有關中華文化的起源,有謂是一元的,也就是說文化起源於單一中心,再由中心向外擴展;但也有學者認為是二元的,甚至有人認為是多元的,請試從考古成果及文獻資料加以論證:
提示:中華文化的起源的一元論主要是從古史傳說黃帝以下的帝系而言,所謂夏、商、周「三代之美」遞相而下,即暗示文化一元論,加上道統論出,更傾向一元起源思考。近代民族主義興起,以黃帝紀元的革命刊物隨之而興。拜考古學興起之賜,就新石器時代文化言,即有仰韶文化的彩陶和龍山文化的黑陶,表徵中國在史前至少有東(龍山)、西仰韶兩個文化圈。隨著考古發掘的啟示,中國新石器文化圈至少有中原、山東半島、長江下游、漢水與長江中游和遼河流域五大區塊。另有許倬雲的六大文化圈說、蘇秉琦大六區系說。
參考書目:
許倬雲,《萬古江河:中國歷史文化的轉折與開展》,漢聲出版公司,2006年,頁21-30。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期28(1997年12月),頁1-77。
甘懷真,《中國通史》,三民書局,2007年,頁7-8。
試由《》記載黃帝一族活動情形,及目前為止的考古所得,推論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的形成:
提示:《》記載黃帝一族活動情形,截至目前尚無明確的考古資料可以佐證。所有「可能時期」和「可能過程」大抵只能依靠後人想像或古史傳說。黃帝是古史記載中偉大的領袖人物,夏、商、周三代都是黃帝的後裔。就考古資料推斷,中國應已進入新石器時期,或仰韶和龍山文化時期。但這只能說,係出於「證據決定結論」,推論成分高。在《》中,司馬遷認為黃帝「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四民,度四方。」給予很高的評價,成為後世「集體記憶」的絕佳材料。
參考書目:
甘懷真,《中國通史》,頁16-17。
樊樹志,《歷史長河─、黃帝的傳說》,聯經出版公司,頁10-14。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期28(1997年12月),頁1-77。
試就「中國」觀念的形成,申論之:
提示:中國在經歷了新石器時代晚期以來各政治集團的互動,開始出現一個空間觀念,此即後來的「天下」。周人克商,自認為與夏同祖,因此理所當然的取代東夷的商人,而為中原的盟主。周初營建東方的雒邑(洛陽)是為成周,這是為了作為東征以及日後聯繫東方的根據地,也是因為當時人認為洛陽是天下之中。想要成為中國的共,也理當建都邑於此。這是為了取得合法的統治地位。公元1963年發掘出的一件青銅器,上有周成王提到周武王曾說:「余其宅茲中國。」《》中也有周成王所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的記載。史書與銘文相互印證,說明周武王統治的地域為中國。這是現有史料可見諸最早的記載也是中國觀念的源頭。
參考書目:
甘懷真,《中國通史》,頁20-22。
王壽南主編,《中國通史》,五南書局,2005年,頁8-12。
《》云:「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試就所知及考古資料舉證,討論《》所說的可靠性:
提示:從新舊文字史料來看,考古學者張光直認為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大同而小異。大同者,都是中國古代文化,具有共同的大特徵;小異者,代表地域、時代與族別之不同。是以《》云:「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禮記》一書應有相當高的可靠性。
參考書目: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頁20-21。
李學勤,《青銅器與古代》,聯經出版公司,2005年,頁396。
《論語‧為政》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並且《論語‧衛靈公》又言:「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關於夏商周三代的關係,按傳統中國朝代的演進應該是直的關係,但有愈來愈多的史料出土顯示三代的關係是「橫」向發展,請就此申論:
提示:在舊文字史料中張光直認為夏、商、周三代在文化上是一系的,但在政治上卻是相互對立的集團,這些論述的基礎可以從年代、地域以及社會文化中得知。陳孟家言:「疑夏之十四世,即殷之十四世,而湯武之革命,不過親族間之爭奪而已。」張光直認為這一說法未免誇張但提供了商人政治和夏代同始同終的可能性,因為從年代來看夏和商、商和周都有相當的部分是重疊的,所以三代的發展是平行並進而非前仆後繼,換句話說,商是夏的列國之一,而周又是商的列國之一,朝代的更替只是三國勢力的消長。就位置來看,三代地理位置亦不同,周人在西、夏人在中、商人在東,彼此之間因為地域性的差異,使得在政治上形成對立的集團。雖就政治統治而言,三代是前仆後繼的,商始於湯滅桀;周建於武王亡紂,但敵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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