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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由到选择
一在所有的学科中,美学最接近人之为人的核心——自由。而一种美学的进步,也往往与对于自由之为自由的理解的进一步的深入密切相关。生命美学的出现也恰恰与对于自由之为自由的理解的进一步的深入密切相关。在《诗与思的对话》(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中,我已经指出:人类生命活动面对的根本问题是自由的实现,然而,自由的实现又可以分为自由的基础、手段(前提)的实现与自由的目的(内涵)的实现。因此,人类生命活动也相应地分解为实践活动、理论活动与审美活动来与之相对应。也因此,对自由之为自由的理解也就包含着两个必不可少的层面:其一,自由意味着什么?其二,自由的基础、手段尤其是自由的目的意味着什么?准确地理解这样两个必不可少的层面,对于美学来说,无疑至关重要。而在此之前美学的失误以及生命美学的应运而生,也都显然与对于这样两个必不可少的层面的准确理解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就第一个层面而言,要回答的是:自由意味着什么?对此的回答,可谓多种多样,不过其中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片面地从自由的必然性、客观性的角度去回答,其二是片面地从主观性、超越性的角度去回答。就第二个层面而言,要回答的是:自由的基础、手段尤其是自由的目的意味着什么?对此的回答,却又几乎是一片空白。显然,如何理解这样两个必不可少的层面,对于美学而言是极为重要的。而在此之前美学的失误恰恰在于,在上述第一个层面,我们作出的只是片面的回答;在第二个层面,我们又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回答。结果,在回答何谓自由之时,我们往往片面地把自由与主观性、超越性或者必然性、客观性等同起来,在回答自由与审美活动的关系时,我们又往往把审美活动的实现与自由的实现完全对应起来。例如,西方传统美学与中国现当代美学就往往片面地把自由与必然性、客观性等同起来,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现当代美学则往往片面地把自由与主观性、超越性等同起来。毋庸讳言,一切的失误都是缘此而生。我们的思考不妨就从对于自由的理解的第一个层面开始。自由意味着什么?在西方传统美学与中国现当代美学看来,自由就是对于客观的必然性的认识、把握,例如,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李泽厚就认为:“从主体性实践哲学看,自由是由于对必然的支配使人具有普遍形式的力量。”“符合或掌握了客观规律”就意味着自由(1)。在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现当代美学,自由则根本与客观的必然性无关,它意味着人之为人的主观超越本性,例如,中国的庄子所宣称的“逍遥”就意味着这样对于一种人之为人的主观超越本性的强调。遗憾的是,不论前者亦或后者,都失之于片面。在我看来,关于自由的两种不同理解,是以在人类生命活动中普遍存在着的决定性与非决定性的抽象对立为基础的,也深刻地渊源于人类关于在人类生命活动中普遍存在着的决定性与非决定性的思考。一般而言,在关于决定性的思考中发展了人类关于自由的基础、手段的看法,在关于非决定性的思考中发展了人类关于自由的目的的看法。具体来说,在文明社会之初,在一个简单的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封闭社会、线性系统之中,决定性往往会更多地被予以关注,也往往会被更多地予以强调。在西方,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应该说是对于决定性的最早的认识。在此之后,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伏尔泰、拉美特利、霍尔巴赫、孟德斯鸠、爱尔维修、拉普拉斯等西方的思想家所强调的,仍旧是决定性的一面以及对于必然性的把握。例如莱布尼茨就认为:“没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