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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改革的阻碍与机遇:有新旧的冲突,也有较广泛的基础
新浪历史:就戊戌变法运动而言,改革面临那些基本矛盾与问题?
萧功秦:戊戌变法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它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与政治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而改革的困难程度也就更大。
第一,它涉及到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祖制”和既定的利益格局进行幅度更大的变动,这些变动进而影响到政治整合方式的重大调整,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第二,由于外患日迫,这种体制创新必须在相对有限的时期内取得效果,这样,就会在两个方面产生远比过去更为激烈而尖锐的矛盾冲突。
首先,是新旧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在体制变动过程中人们对于变革的心理承受力和接受力,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新的困难和问题。在洋务运动时期,由于洋务派的价值观与保守的传统意识形态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距,这种冲突并不明显。而在体制创新阶段,更为大幅度的变革对人们传统观念、传统价值的冲击比前一阶段的政策创新远为强烈得多。
其次,是体制创新导致的权力变动与利益分配变动所引发的利益冲突。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既得利益者与原教旨式的保守派不同,他们在观念上未必强烈地反对改革,然而,变革毕竟是一个对传统利益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于传统官僚体制下权贵与官僚群体原有的既得利益,在新的变革时期受到严重的挑战,这就使改革者面临既得利益者在新的条件下,为维护其利益而进行的联合。变革者不但面临意识形态保守派的反抗,同时,由于权威官僚的既得利益受到影响,他们也会起而反对变革。变革派面对的最为致命的危险,是以上两类反对势力有可能形成反对变革的政治同盟。这种政治同盟在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方面所拥有的雄厚资源,足以扼杀羽毛未丰的改革力量。
除此以外,体制创新阶段的变革,就中国而言,是在更为严峻的民族危机形势刺激下而引发的。这就使变革者心态上的焦虑感、愤激感这些主观因素,较之过去更容易支配变革者,并对变革者的政治选择与变革幅度产生严重的影响。另外,民族危机的深化,往往会使变革者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认为,大幅度的变革必须在短时期内完成。大刀阔斧的变革就有可能引起社会整合的困难。这样,改革者的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性之间,就会出现脱节。这种脱节,又会使主张更为激进改革的变法主流派与支持渐进改革的温和派之间,产生日益扩大的分歧与矛盾,并有可能使后者加入反对派的阵营。这就使矛盾冲突进一步加剧,改革的难度增加。
新浪历史:正因为如此,变法运动存在着两种前途。
萧功秦:第一种前景是,变法派精英一方面能够争取温和派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改革初期尽量减少对官僚既得利益的明显冲击,使之保持中立,从而避免保守派与既得利益者之间构成反对改革的政治同盟,这样,就能使改革在充分利用现存体制提供的权力运作条件的情况下,步步为营的进行,逐步实现改革者所期望的目标。
另一种前景则相反,由于变法者没有采取合理的战略与策略,其结果,使保守派、既得利益者,甚至相当一部分改革温和派都结合为反对变法的政治同盟,改革就会在这种强大的政治攻势下遭到失败。
新浪历史:尽管戊戌变法后来走向的是第二种结局,实际上,当时还有存在不少有利于改革的因素。您是怎么看的?
萧功秦:应该指出的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中国,也确实存在着一系列有利于变法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以往研究戊戌变法的学者,为了强调保守派的顽固性而被忽略了的。
首先,清政权仍然有充分的政治资源与效能,来有效地实施对全国的控制,并自上而下地推行各种政令措施。例如,即使象严复这样以最激烈的方式来抨击专制定政体对国民惰性的消极影响的思想家本人,也并没有对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从现实政治层面上予以否定。
其次,甲午战争以后,由于马关条约的签定,德国对胶州湾的强占,使中国统治精英与士绅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他们同样都认为,通过更大幅度、更为迅速的进一步的变革以拯救民族,是必要的。这一点上形成过去所没有的新的共识。
例如,当时军机大臣孙家鼐就说过,“今日臣士愿意变法者,十有六七,拘执不通者,不过十之二三。”这种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激发起来的变法共识的出现,以致于使这位老臣认为,朝野的新旧党之争已是“绝少”的现象,更多的则是“邪正党之争”而已。
在士绅官僚中广泛存在的看法是,中国只有通过更积极、更广泛的变革求得生存。这种新的政治共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数十年所不曾有过的。最能说明这一事实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参加强学会的,不但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青年知识精英人物,而且还有袁世凯、聂士成这样的新军将领,身任军机大臣或地方督抚要职的高层官僚,如翁同和、孙家鼐、李鸿藻、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也都成为强学会的会员和赞助人。
值得指出的是,强学会是自清王朝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参与的新形式,在清朝高度专制体制下,这种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并由各级官员自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