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州民间戏曲.doc

从里巷歌谣乡野小调到山东代表剧种
——滨州的民间戏曲
滨州地处渤海地区黄河入海口的冲积平原,东临渤海,北部与沧州搭界,西部与德州接壤,南部与淄博为临,黄河由西流入贯穿全境,华夏先民,逐水而居,在这片广袤无际的大地上创造了辉煌的大汶口—龙山文化,为后代子孙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奠定了基础。历经数千年的历史变迁,民族间交流融合日渐密切,明代数度移民,及至民国初年,鲁西又大批迁民垦荒,促成了渤海地区文化及民俗的多元化。
这里沙碱土薄,加之自然灾祸频仍,迫使一些农民以当地里巷歌谣、乡野小调,扮演具有当地风俗民情的小故事来谋求生路。农民历来有自编自演自娱的习惯,这些村坊小曲,里巷歌谣,说唱艺术,与民间舞蹈、杂技、武术等表演艺术相结合,在每年的正月和节庆时演唱带有故事情节的节目,逐步形成戏曲形式。加之历次大规模的移民带来不同的戏曲形式深入到了民间,和当地的方言结合,和土生土长的民间小戏相融合,这就构成了地方戏如雨后春笋般的繁荣。就像吕剧音乐唱腔上吸收民间说唱——“北路琴书”和“东路大鼓”的音乐成份;借鉴北路琴书的坠琴、扬琴作为主弦乐器;后又汲取当地戏曲“扽腔”、“东路梆子”的音乐素养和表演样式,利用皮黄的部分锣鼓经,逐渐形成简单的表演歌舞形式,初具地方小戏的基本特征。由于吸纳了民间音乐素材如小曲小调、民歌、说唱艺术等,地域特色则显得尤为突出。
因为地方小戏的创始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后来的传承人也全是农民子弟,决定了题材必然是具有浓郁乡土况味的乡土百事;“数黄瓜,道茄子,打老婆,骂孩子”,就是这种乡土题材的俗称,“邻里人唱邻里的事”,“庄户人唱庄户的歌”,是这种乡土题材的形象说法。“‘二板’、‘四平’、‘浪荡腔’,你能演来我能唱”,就是说小戏的音乐是以“二板”和“四平”为基本板式,后又创作了“反四平”、“快板”等板式。音乐旋律简单、平实、朴素,无高亢、激越、跌宕和大起大落,是其基本特征。源于生活,演生活中的人,唱生活中的事,甚至直接搬用生活的原始动作,而缺少高歌阔舞和高难度的武打表演,所以“你能演来我能唱”,说的就是这种乡土表演情态。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各地的民间戏曲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博兴、惠民等县陆续成立了专业剧团,民间的业余演出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演员经过正规化的训练,演唱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逐渐发展为舞台演出,向地方大戏演变,充满勃勃生机,繁花似锦,根深叶茂。无论是城市的剧场,还是小城镇的舞台,乃至广大农村的土台子都是戏曲演出的场所,民间戏曲活跃在村村寨寨,活跃在每一个角落,它犹如夏夜的繁星,数不胜数。
吕剧
1880年(清光绪六年),滨州市博兴县纯化镇王文村的民间艺人孙中新,同邻村的唱曲艺人张保光、张贵兰和刘銮峰四人搭伙,把带有故事情节的曲子,按照故事中的人物分扮角色,仿照戏剧的样子化妆演出。演出的剧目主要有《后娘打孩子》、《吕洞宾戏牡丹》等,继而发展到《卖油郎独占花魁》等表述历史故事的大段子。常用的曲牌也由原来的俚曲、乡野小调扩展到《铺地锦》、《靠山调》等20多个曲牌。登台演员由原来的2-3人,增至5-6人,表演形式由原来的演唱人员兼操乐器,发展为乐手专操乐器,并且退到戏台边缘伴奏,演唱人员后台化妆,登前台演出。这时新型小剧种的表演形式上基本完备。
第三代艺人组成的“顺和班”,先后在博兴、蒲台、高苑、桓台等地演出。1930年,第四代艺人张传海、张明然、张传河等,又分别组成“义和班”、“庆和班”进入济南新市场和南岗子演出。剧目增加了以章回小说为底本的连台本戏《王华买父》等。角色行当由原来的“三小”(即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发展到生、旦、净、丑四大行当。音乐唱腔形成了“四平”、“二板”、“流水”、“娃娃腔”等基本板式。至此,一种新型地方戏已趋于成熟。
新剧种在起源、形成、发展、兴盛的过程中曾有过不少称谓。如“小戏”、“驴戏”、“捋戏”、“闾戏”、“旅戏”、“化妆扬琴”、“吕戏”等等。1944年,渤海根据地的《渤海日报》上刊登了彭飞创作的“吕剧”剧本《双寻夫》,从此,“吕剧”这一名称广泛流传开。“吕剧”这一名称广泛流传,树起了这一代代民间艺人向山东代表剧种拓荒的里程碑。
1951年,博兴县民间艺人张传海,张明然等人成立了一支近30人的农村业余吕剧团。这是山东省境内最早的吕剧团。1956年,张明然、张传海的剧团转为国营职业剧团,正式定名博兴县吕剧团。1958年,博兴吕剧团上调淄博专区,时称淄博专区吕剧团(当时惠民地区撤销并入淄博专区)。1961年又划归惠民专区,时称惠民专区吕剧团,1966年改称惠民地区吕剧团,1992年更名为滨州地区吕剧团,现名为滨州市吕剧团。
吕剧自1870年孙中新等艺人首创以来至今140余年。由开创者4人,发展到全滨州市专业吕剧团5个,专业吕剧工作人员300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