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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迷路
过去这一年,中国红十字会仍在舆论漩涡中打转。
从“‘善款长毛’事件”到“社监委风波”,再到最近的“挟器官以逼捐”质疑,几乎所有有关红十字会的新闻都成为热点,它的任何瑕疵都被放大。
在“社监委风波”之后,改革的掌舵者——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私下对人谈起改革,言辞悲观,“这样下去改不了。”
自调任红十字总会以来,赵白鸽一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她力图改变红十字会以往的形象,却无法减少此起彼伏的公信力危机事件;她亦坦言红十字会的官僚化之弊,但对于如何摆脱官办化困境,却又缺乏良策。
虽然在2012年7月底,国务院已发布改革纲领文件《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但是直到今日,红十字会始终未对自身改革的目标、进程、时间表完整披露。
在公众的质疑声中,红十字会也试图做出改变,包括由总会主导的信息公开系统建设、中层干部公开选拔、设置社监委等。但在一些观察者看来,这些改变并未触及根本,更多只是工作作风的转变,而非彻底的改革。
身为中国庞大群团组织体系中的一员,红十字会试图扮演改革先行者的角色——为数百万计“免登社团”的改革探路,并向中共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体制改革目标靠拢,
“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然而,在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压力之下,最初以“去行政化”为方向的改革探索,目前已经停滞,原本的改革设计大多都已悬空,红十字会更多转向“增量改革”,即在不触动既有利益的前提下,拓展业务,增强实力。
观察者认为,红十字会的改革之路重归混沌,到了一个重新寻找定位和路径的调整期。高调改革国务院文件颁布之后,红十字总会与综合改革小组的专家成员分六个组赴全国各地,一方面做改革动员,一方面实地调研,希望为改革寻找试点
2011年6月,“郭美美事件”令中国红十字会遭遇有史以来的最大信任危机。此后两个月,其捐款收入跌入冰点,乃至整个2011年,,,与2010年相比,下降幅度达到65%。
危机中,2011年9月26日,原赵白鸽空降中、常务副会长,希望力挽狂澜,她决心,将红十字会打造成符合公众期待的新组织,重塑公信力。
第一步,赵白鸽要为改革寻找智囊。
2011年10月22日,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邀集各路专家召开研讨会,讨论红十字会改革。履新不足一月的赵白鸽得知后,连夜从外地赶回北京参会。“凌晨1点才赶到,第二天整整听了一天,午餐时间还在跟我们讨论该怎么改。”组织会议的该委员会理事长杨团认为,
“她是真想改革。”
初步接触之后,赵白鸽邀请杨团率队进行改革课题研究。2011年11月,“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战略课题组”成立。同年12月30日,课题组提交报告,将红十字会定位为法定机构、公法社团,为改革寻找方向和定位,报告得到国家发改委综合体制改革司肯定,提议红十字会可以“社会组织改革”为题申报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这一动议得到了红十字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的支持。2012年2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家发改委提出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思路。
红十字会地位特殊,并非一般的社会组织,其性质为免予政府登记的特殊社会团体。这类社会组织,国内共有20余家,除红十字会,还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人民团体,以及残疾人联合会、宋庆龄基金会、欧美同学会等群众团体。
它们的体制与行政机构相同或类似,拥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建制,接受财政拨款,人员纳入行政编制并参照公务员管理。与近50万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相比照,免登社团的各级机构总数达到700万-800万个,人员以数千万计,占用了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显然,如果红十字会能够先期进行社会组织改革试点,就有可能为数百万免登社团的改革提供经验。
改革号角已经吹响。2012年5月,赵白鸽撰文表示,主动参与改革试点将有利于促进红十字会的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其在国家改革发展大局中的地位。
2012年7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要求各相关单位理顺政府与红十字会的关系,积极推进红十字会体制机制创新。
到2012年底,主要借助外部专家力量组成的红十字会综合改革小组提交了多份综合改革研究报告和方案建议,并得到赵白鸽首肯。
国务院文件颁布之后,红十字总会与综合改革小组的专家成员分六个组赴全国各地,一方面做改革动员,一方面实地调研,希望为改革寻找试点地区。
国际红十字会也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动向表示关注。
2012年10月,国际红十字会对中国红十字总会进行了一次能力评估,评估体系还被总会推广到各地方红十字会。结果显示,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