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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 马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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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谈马季
・马东・
十月底打电话回北京家里,听说我父亲可能十二月随一个演出团来澳访问演出,
我心里掠过一阵慌张的兴奋,满以为肯定能在澳洲见他一面了。直到最近几天又听说这事触
礁了,正琢磨着“好事多磨”这词儿安慰自己的时候, 《华联时报》的一位编辑先生来电话,
死活让我写一篇关于我父亲的东西。我答应了,可是心里清楚这不是好写的文字。中国古来
就有避讳的传统,唐朝鬼才诗人李贺为避“晋肃”的父讳,连“进士”都不敢去考。今人虽
不至如此,但对于儿子来说,完全客观地评价父亲,始终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父亲马季,原名马树槐,一九三三年生于北京,三十五岁和我母亲结婚,一九
六八年底我出生在哈尔滨。
生我时父亲正在挨斗,母亲只能回姥姥家去生我。我六十天时,被母亲用十几层
毡毯被褥包着到了北京。父亲乍见之下,惊为庞然大物。后来剥茧抽丝,层层破译,我图穷
匕见时,他对我的第一句评价是: “怎么就枣核儿那么大! ”不久后,他去东北嫩江干校了。
母亲因为是部队的文艺兵,随队演出也是四处走,我只能寄养在别人家里,直到两岁多。再
见到父亲时我已经会叫人了,但特别“怵窝子” ,躲在别人腿后面叫了他一声“叔叔” 。等我
长大了听人说,我那声“叔叔”差点儿把他的眼泪叫下来。我半信半疑,也没问——没敢问。
我虽然是独子,可是童年跟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并不多。在我的印象中,他一年里
总要有十个月在外地,逢年过节不在家更是经常的事。家里的人都习惯了,他自己也乐此不
疲,因为到外地演出、写作、深入生活等等就是他的事业,他的乐趣。
父亲从小家境并不好。祖父早逝,兄弟姐妹四人的生活全靠奶奶一人支撑,不得
已大伯和我父亲读完“高小”就出去当学徒。大伯去了天津,其后娶妻生子,就在天津“扎
根儿” 了。 父亲到上海一去五年, 学徒虽没有学到什么, 但是他独立的生活从那时就开始了。
回到北京正值解放,他重入学校,读完了初中。一九五一年,他考进了北京市新华书店,先
后在王府井,海淀等多个分店工作。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在文艺方面的天赋逐渐显露在业
余生活中。
相声当时刚刚从天桥的酒馆茶棚中走进正规的剧场,旧时代的艺人们也经过政府
的“整编”结束了长期不稳定的卖艺生涯。其中的佼佼者如白凤鸣先生、侯宝林先生、刘宝
瑞先生、郭启儒先生、郭全宝先生等都进了广播文工团说唱团。文工团是隶属于当时的中央
广播事业局,是以供应电台的广播节目为主要工作的。相声作为一种北方传统的曲艺形式从
难登大雅之堂一跃而通过广播向全国播放,其中重新整理传统节目、去糟粕、取精华的工作
是很繁重的。前述的几位艺术大师在这方面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使相声作为老少咸宜,喜闻
乐见的娱乐节目,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开了。
我不能确定是受这种普及的影响,还是以前父亲就“钟情”于相声,但他在这方
面的天赋是无可否认的。在新华书店工作之余,他开始了相声写作和表演的尝试。一九五六
年的全国业余文艺调演对于父亲的一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他在那次调演中获得了一等奖,
同时他的才华也被许多行家发现,其中最主要的是已故相声表演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侯先
生的盛赞和收徒的愿望,为父亲进入广播说唱团这个曲艺界第一流的专业团体铺平了道路。
但是据父亲说,他在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