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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羌族为主体的羌族史
2013-03-06 09:59 | 来源:《羌在汉藏之间》  | 作者:王明珂 
约在1910至1920年间,英籍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曾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并研究当地“羌民”。
 
《羌在汉藏之间》
以羌族为主体的羌族史
 
约在1910至1920年间,英籍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曾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教,并研究当地“羌民”。除了记录、描述羌民的文化特色之外,他也尝试探索、重建羌民历史——由夏代的大禹延续到清代。虽然他的历史建构大多引自同时代的中国历史学者,不同的是,中国历史学者关于羌或氐羌的历史研究是为了说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陶伦士则是为建立一民族历史。
 
由于他将羌民的宗教视为一种“一一神教”,他更近一步将这支民族的历史追溯至东迁的古代以色列人。这样的结论,显然来自于他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以及在那时代深的受演化论、传播论影响的民族学(ethnology)。在演化论的思考模式下,他以“一神教”作为人类宗教演化、进步的极致阶段。在西方文明中心主义之下,显然他认为此文明边缘人群有如此进步的宗教,是因为这些人为“西方文明者”失落的后裔。事实上在那个时代,除陶伦士之外,其他西方学者(或传教士)也曾将中国西南边疆许多族群当作是“印欧中”、“以色列种”或其他西迁的西亚种族。
 
由1925到1948年,另一位西方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也几度进入岷江上游地区作调查。除了考察羌族文化外,他也追溯羌民历史。不同的是,他驳斥陶伦士所称“羌民为东迁以色列人后裔”之说。他指出,羌民的宗教并非一神教。他更明白指出,当时有些羌民自称“古以色列人后裔”,乃受陶伦士影响所致。
 
陶伦士与葛维汉对于“羌民”的兴趣,主要不是在其历史上。他们和1930至1940年代中国之羌民调查者的只要研究旨趣,都在于以文化、体质及语言来寻找、建立一点愤怒的当今“羌民”。关于这一部分,我将在本书后面的“文化篇”中说明。无论如何,他们的调查成果为后来的民族识别工作提供了一些具体材料,也引起历史学者的注意。这是因为,历史学者已从文献中逐渐建构出一个“中华民族”形成的蓝图,在这蓝图中“羌”或“氐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羌或氐羌与汉、藏及许多西北、西南非汉族群皆有关连,因此“羌族史”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下许多民族间的粘着剂。川西的“羌民”人口虽然不多,但他们被认为是历史上广大的羌与氐羌民族遗裔中,此时仍被称为“羌”的族群。他们像一个活得历史见证。对许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当代羌族的存在,也证明了相关“历史”的真实性。因此,在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分类中,“羌族”成为一个少数民族。而且在历史文献、民族志资料及语言分类的帮助下,这个民族有一个大致的范围——排除历史上被他族同化的“羌”,而专指晚清到民初在岷江上游仍被称作“羌民”的族群。关于“羌民”如何成为“羌族”,在后面我将作更深入的探讨。
 
在一个具体人群被识别为羌族之后,以及在民族区域自治与相关民族政策陆续施行之后,羌族历史研究进入一新阶段。在1970至1980年代,许多前辈著名者如顾颉刚、马长寿、仍乃强等,都投入“羌族史”研究之中。在“民族”概念与相关线性历史观点下,羌族被描述为在历史上不断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