朽,自存诸形式的性质的。西方之认识论,乃研究纯粹的理智的认识心如何认识外界对象,而使理智的知识如何可能的。西方一般之形上学,乃先以求了解此客观宇宙之究极的实在与一般的构造组织为目标的。而中国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学,则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是随人之道德实践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学之深度的。这不是先固定的安置一心理行为或灵魂实体作对象,在外加以研究思索,亦不是为说明知识如何可能,而有此心性之学。此心性之学中自包含一形上学。然此形上学乃近乎康德所谓道德的形上学,是为道德实践之基础,亦由道德实践而证实的形上学。而非一般先假定一究竟实在存于客观宇宙,而据经验理性去推证之形上学。
因中国此种由孔孟至宋明之心性之学,有此种特殊的性质,所以如果一个人其本身不从事道德实践,或虽从虽从事道德实践,而只以之服从一社会的道德规律或神之命令与新旧约圣经一章一句为事者,都不能真有亲切的了解。换句话说,即这种学问,不容许人只先取一冷静的求知一对象,由知此一对象后,再定我们行为的态度。此种态度,可用以对外在之自然与外在之社会,乃至对超越之上帝。然不能以之对吾人自己之道德实践,与实践中所觉悟到之心性。此中我们必须依觉悟而生实践,依实践而更增觉悟。知行二者相依而进。此觉悟可表达之于文字,然他人之了解此文字,还须自己由实践而有一觉悟。此中实践如差一步,则觉悟与真实之了解,即差一步。在如此之实践与觉悟相依而进之历程中,人之实践的行为,固为对外面之人物等的。
但此觉悟,则纯是内在于人自己的。所以人之实践行为,向外面扩大了一步,此内在之觉悟亦扩大了一步。依此,人之实践的行为及于家庭,则此内在之觉悟中,涵摄了家庭。及于国家,则此内在之觉悟中,涵摄了国家。及于天下宇宙,及于历史,及于一切吉凶祸福之环境,我们之内在的觉悟中亦涵摄了此中之一切。由此而人生之一切行道而成物之事,皆为成德而成己之事。凡从外面看来,只是顺从社会之礼法,或上遵天命,或为天下后世立德立功立言者,从此内在之觉悟中看,皆不外尽自己之心性。人之道德实践之意志,其所关涉者无限量,而此自己之心性亦无限量。然此心性之无限量,却不可悬空去拟议,而只可从当人从事于道德实践时,无限量之事物自然展现于前,而为吾人所关切,以印证吾人与天地万物实为一体。而由此印证,即见此心此性,同时即通于天。于是能尽心知性则知天,人之存心养性亦即所以事天。而人性即天性,人德即天德,人之尽性成德之事,皆所以赞天地之化育。所以宋明儒由此而有性理即天理,人之本心即宇宙心,人之良知之灵明,即天地万物之灵明,人之良知良能,即干知坤能等思想,亦即所谓天人合一思想。此中精微广大之说,自非我们今所能一一加以论列者。然由先秦之孔孟以至宋明儒,明有一贯之共同认识。共认此道德实践之行,与觉悟之知,二者系相依互进,共认一切对外在世界之道德实践行为,唯依于吾人之欲自尽此内在之心性,即出于吾人心性自身之所不容自己的要求;共认人能尽此内在心性,即所以达天德,天理,天心而与天地合德,或与天地参。此即中国心性之学之传统。今人如能了解此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则决不
容许认何人视中国文化为只重外在的现实的人与人之关系之调整,而无内在之精神生活及宗教性形上性的超越感情之说。而当知在此心性学下,人之外在的行为实无不为依据亦兼成就人内在的精神生活,亦无不兼为上达天德,而赞天地之化育者。此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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