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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中该做些什么
王志刚
当前社会热议的一个话题是居民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快速增长之后,人们发现我们社会的收入分配出现了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的结构性问题:一是宏观层面,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所占比例在持续下降,国家和企业收入比例则有所上升;二是中观层次,在不同产业或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拉大;三是微观层次,即不同个体的收入在扩大,当然微观层面的收入差距受到了前两个层面的影响。这三个层面的问题集中表现为“两个比重”不断下降的问题,即“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占等的长期存在甚至扩大,将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更富流动性的社会将会显著改善居民收入分配
与收入分配紧密相连的是社会流动性。例如,在中国历史上的东晋时期,实行的是门阀政治,只有高门大户的子弟才可以出任政府要职,这使得社会的流动性不断下降,底层的人们永远无法看到希望而陷入绝望,时间久了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唐代的科举制度则打破了这一僵化体制,给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人都提供了上升的通道,也为统治集团补充了新鲜血液,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如果一个社会充满了流动性,它就能够为每一个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每一个家庭都被永久地固定于某一收入分配组,这个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公平的社会。
流动性强的社会让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充满期待和挑战,富二代未必富,学二代未必学,官二代未必官,穷二代未必穷,一切皆有可能,这就会打破原有的不平等现象,让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同时也保持必要的警惕。相反,如果社会结构固化、僵化,不仅会窒息社会活力,而且会使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渐积累。要保持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共富才是硬道理,要实现共富就必须构筑开放社会,开放可能会带来短期的不稳定波动现象,但最终会回归长期的繁荣。
收入分配相关制度需要完善
现有的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弱化了一些民众的收入,使得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衡更加严重。30多年来,低要素成本的制度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导致“中国奇迹”的重要原因,但它也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低要素成本具体表现在较低的工资、利息上。除了低要素成本外,投资渠道不畅,资本市场的不完善、社会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都扭曲了要素的收入分配。
一是银行的低利率制度。中国的银行制度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多年的低利率制度,虽然消费价格指数(CPI)等在不断上涨,但是我们的银行系统一直保持着低利率。一些所谓的应对CPI的指数化理财产品也未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而另一些利益群体可以充分利用银行的低利率贷款进行大规模的投机活动,房产市场、大宗商品市场、贵金属市场等无不频现其活跃的身影。除了会拉动物价的上扬外,资本品的分配不均对收入不平等具有相当大的杠杆效应,拥有的资本品越多,其获利能力越强,而普通民众想要拥有更多的资本品短期内是无法做到的,这就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公。
二是长期实行的低工资制度。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及国企改革等分流出的人员,还有每年毕业的大量高校学生,为中国经济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供应,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中国低人工成本的合理性。近年来频现的民工荒,似乎预示着“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结束。如果不改变现有的低工资制度,仅提高最低工资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