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爱众与仁爱.doc

无根的仁爱——论孔孟儒学的深度悖论刘清平[摘要]孔子和孟子始终把普遍性的仁爱视为儒家思潮的崇高理想,但由于他们不仅赋予特殊性的血缘亲情以唯一本根的意义、而且赋予它以至高无上的地位,结果就使仁爱理想在儒家思潮的理论架构内处于一种缺失基础的无根状态:一方面,任何普遍性的人性因素都不能够构成仁爱理想的本根基础;另一方面,被视为唯一本根的血缘亲情不但不足以构成仁爱理想的本根基础,反而还会由于确立自身的至上地位而导致仁爱理想的根本否定,以致使孔孟儒学陷入深度悖论。关键词]孔孟儒学血缘亲情仁爱理想无根状态“仁”是儒家伦理的基本规范之一,孔子和孟子都明确赋予了它以“人与人普遍相爱”的内涵,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等。因此,普遍性的仁爱可以说构成了儒家思潮旨在追求的一个崇高理想。不过,本文试图通过对《论语》和《孟子》的文本解读说明:由于孔子和孟子自觉坚持以血缘亲情作为至高无上的唯一本根的儒家精神(关于孔孟儒学的血亲情理精神,参见刘清平:“论孔孟儒学的血亲团体性特征”,载《哲学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编),2000年第1卷第1册;“儒家伦理:道德理性还是血亲情理?”,载《中国哲学史》(北京),1999年第3期。),这种普遍性的仁爱理想在儒家思潮的理论架构内其实是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一所谓“无根”,当然不是说孔子和孟子从来都没有在理论上为仁爱理想奠定任何本原根据。恰恰相反,从《论语》和《孟子》的文本看,他们都非常明确地把血缘亲情看成是实现普遍仁爱的终极本根。如果说“普遍仁爱”主要是指人们之间发生的那些基于普遍性人际关系的相爱情感,那么,所谓的“血缘亲情”,则主要是指人们之间发生的那些基于特殊性血缘关系的相爱情感,诸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等。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深刻地揭示了“孝”作为血亲之爱的本质内涵。在回答宰我针对“三年之丧”提出的质疑时,他明确指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很明显,在孔子看来,既然父母通过血缘关系而对子女具有“三年而免于怀”的生养之恩,那么,子女当然也就应该通过三年之丧表达自己“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的孝敬之情。换句话说,子女对父母的孝敬之爱,在本质上直接渊源于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这样,孔子实际上也就充分论证了“在具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之间应该保持血亲之爱”的正当合理。在孔子和孟子看来,正是这种以血亲之爱作为本质内涵的孝悌,构成了实现仁爱理想的本根基础。孔子明确主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他的弟子有子进一步指出:“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十分清晰地把“孝弟”指认为“为仁之本”。孟子同样有力地肯定了血缘亲情的本根意义,反复强调:“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结果,赋予血缘亲情以本原根据的意义,就构成了儒家思潮始终坚持的基本精神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不过,问题在于,以血亲之爱作为本质内涵的孝悌,却不足以构成实现仁爱理想的充分基础。这是因为,虽然“仁”和“孝”可以说都是人与人之间充满爱的情感活动,但它们在内涵和外延上却存在着一些十分深刻的区别差异:仁在本质上首先是一种开放的普遍性情感,要求在人与人之间保持普泛性的相爱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泛爱众”;而孝在本质上首先是一种封闭的特殊性情感,要求在父母与子女之间保持血亲性的相爱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事父母”。换句话说,如果说普遍仁爱可以开放性地指向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那么,血缘亲情则主要是特异性地指向那些与自己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这样,从理论上说,以一种只能限定性地发生在具有特定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的血亲情感,作为那种可以开放性地发生在任意两个人之间的普遍仁爱的本原根据,显然不够充分。事实上,虽然一个人完全可以由于父母养育自己的血缘关系而对父母怀有“孝”的情感,但他并不因此就一定要对那些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怀有“仁”的情感。所以,仅仅凭借“在具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之间应该保持血亲之爱”这一条特殊性的理由,儒家思潮还不能够周延地论证普遍性仁爱理想的正当合理,因为它不能够由此解答“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为什么应该保持普遍仁爱”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殊性的血缘亲情本身显然并不足以构成普遍性仁爱理想的本原根据,因而在这方面,儒家思潮的仁爱理想只能是处于无根的状态。二鉴于仁爱理想具有鲜明的普遍性内涵,它的本根基础显然也应该首先存在于那些同样具有普遍性内涵的人性因素之中。在这方面,孟子提出的“恻隐”说特别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