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网络理论与农村税费改革
在中国,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权威控制色彩日益淡化,政策过程尤其是政策的具体执行后果日益受制于特定政策领域内各个相关参与主体之间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与激励结构下的利益博弈与权力互动。
因此,在当下中国的政治语境下,运用政策网络的理论分析资源来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就具有了基本的合理性。
一、税费改革的政策倡导
早在1988年何开荫就多次发表文章呼吁搞农村税费改革,不少人称他是“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人”,。何开荫关注农村税费问题是从1985年开始的。农村“大包干”后,安徽省1984年农民增产增收到达高峰,1985年后粮食生产出现4年徘徊,农民负担加重、收入增长艰难的趋势开始露头,到1987年已经很明显了。鄂、豫、皖交界处的大别山区农民负担占纯收入的22%。但其实当时的税并不重,一亩地不到10元钱,“三提”、“五统”人均也只有30多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当时大多有600多元。
沉重负担来自哪里?来自各种收费、集资、摊派,有的有依据,更多的是各种名目的乱加码,一些干部自己想出来的。这是农民负担的根源。通过大量调研,他开始呼吁改革农村税费,把合理的收费用税的形式固定下来,依法规范征收。
二、税费改革的推动程序
(1)获取舆论与大众支持
1988年,社科院、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等几个部门搞纪念农村改革10周年征文活动,何开荫写了《农村第二步改革出路何在》,提出农村税费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的突破口,被评为优秀论文。
1989年新华社的内参和《半月谈》内部版深入地连续报道,引起舆论轰动,并且得到一些中央领导和政策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
(2)建立结盟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找何开荫去中南海作专门汇报,要求拿出可行性方案,在一个县,哪怕是一个镇搞试点。1991年,何开荫提出实施方案,给安徽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措施--关于深化农村改革的一些设想》。安徽省当时的主要领导作了较高评价,批示同意试点。可惜时间不长,安徽省遭受严重洪涝灾害,试点也就暂缓了。
1992年何开荫到一些县、市“游说”。颖上县委主要领导很感兴趣,但在召开县委扩大会时有一些不同看法,没成。涡阳县委书记、县长都表示同意,县人大常委会没通过,但新兴镇坚决要搞。这一年,新兴镇农民每亩地只要交30元,其他什么都不用交,老百姓反映非常好。1993年,河北省正定县的三个镇也进行了税费改革试点。1994年,太和县给安徽省政府写报告,要求在全县试行税费改革,省里批准了。
建立结盟
这次改革激发了农民的对新政策的热情,他们称这是“第二次大包干”!农民总结“大包干”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税费改革是“统一交足国家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太和县决定试点方案一定三年不变,核心内容是“税费统筹、折实征收、财政结算、税费分流”。农民不用管什么税或费,1994年到1996年一亩地交100斤粮食就行了,1997因试点方案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有所抵触,改为人均130至140元。实施3年下来,农民非常高兴。有两个乡镇多收了一点,县里免了乡长的职。
税费改革得到了农民的参与与支持。
(3)影响面扩大
1998年中央领导到安徽农村视察后指出,要改革和规范农村税费制度、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财政部派人来安徽了解情况,搜集了大量资料。
1999年初,财政部、农业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起制定出《关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意见》。这一年,安徽省濉溪、来安、望江、怀远等四个县按《意见》确定的方案进行了试点。在总结试点县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有关部门对试点方案微调后,确定安徽省作为全国第一个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
影响面扩大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率先在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2001年3月2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扩大试点,积累经验”,具备条件的省份可以全面推开试点。 2001年4月25日,国务院决定暂缓扩大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集中力量进一步做好安徽省的试点”。 2002年3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做好2002年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影响面扩大
2003年3月2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应结合实际,逐步缩小农业特产税征收范围,降低税率,为最终取消这一税种创造条件”。当年,税费改革在全国推开,中央财政拿出305亿元用于税费改革的专项转移支付。 200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提出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今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一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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