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信仰是中华民族的集体信仰,这种信仰影响了多个朝代、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是一种充满普世价值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是因为《三事迹符合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做人标准,还有很多包括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荆楚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荆楚文化的形成可以上溯到商代,《诗经商颂》中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之句,说明荆楚至少在商代已经非常强大,到春秋时期,屈原的《楚辞》将这种瑰丽、雄奇的文化通过诗歌形式体现了出来,并长久的影响着中国未来的文化和历史。从《楚辞》中可以看出,古代荆楚文化中,神灵崇拜思想无论在民间还是统治阶层的思想体系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和同时期其它地区类似的巫觋文化有区别的是,荆楚地区的神灵崇拜思想似乎更具备浪漫主义色彩,是一种神人共处的信仰状态。《楚辞九歌》是屈原通过对荆楚地区的祭祀所用的诗歌进行整理润色的天籁绝响,在这些诗歌中,人与神灵之间所体现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亲密关系,神灵们不是冷酷无情的暴君,他们更像是受人爱戴和尊重的家族成员。例如:《东皇太一》中:“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这是一副神人共畅的欢聚场面。再比如《云中君》中:“皇皇兮既降,焱远举兮云中。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神明为众生奔波操劳,却也有众生的喜乐哀愁。这种描写在《楚辞九歌》中笔笔皆是,《湘夫人》描写的就是人世间的女子千里寻夫,殉情而死,最终成为神明的事情;《山鬼》的描述使其更像是可爱的邻家女孩。由此可知,在古代,特别是在荆楚先民的眼中,神灵是凡人的升华,这是一种对美好人性的崇尚。而在这些诗歌中,特别需要提到的是祭祀战神的诗篇《国殇》: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懟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这首诗歌字里行间充斥着凛冽的英雄情结,那种不畏生死、马革裹尸的气概和“首身离兮心不惩”的精神就是古人对于战神的全部理解,这里的战神(兵主)是活生生的凡人。“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也就是说,烈士身虽已死,而魂魄成为神灵,被人代代祭祀。由此可见,《楚辞九歌》中所歌颂的神灵都是被人尊敬的人,在通过民众的神话后被人祭祀膜拜的。《楚辞》的风格直接影响了《汉赋》和多种文艺形式的作品,其中《九歌国殇》又对汉代社会乃至后人的英雄观起了重要的影响,自此以后,中国人对于英雄和勇士的标准从未有所改变。汉朝是个崇文尚武的时代,崇文方面不需赘述,尚武方面体现在名将倍出这一点上,卫青、霍去病、李广、李陵、陈汤、班超个个都是勇士豪杰,从这些名将的生平事迹上总能看到原忽兮路超远。”的英雄气质。关羽出生在东汉末年,生平事迹完全符合自古以来人们对英雄的评价标准,而且镇守荆州多年,并曾以荆州为根据地“威震华夏”,吓得曹魏都想从许昌迁都,虽然后来遭到东吴偷袭,头断身死,但正是因为如此,他“诚既勇兮又以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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