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改革的三观攻略.doc

赖明谷柳和生【摘要】关于大学改革的文章已经很多,但大学到底怎样改革却一直都是“深刻”的问题,在研究和探索中我们发现,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是中国大学改革创新的“必然性”路径依赖。而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制度创设和执行过程,宏观上事关政府的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就是要借鉴我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以设立“高等教育改革实验区”为突破口,全面变革管理方式,动真格去行政化;中观上事关大学的章程,最关键的就是要建立起一套上升到国家或区域法律层面上的大学制度体系,真正做到以法治教,学术本位。微观上事关各层级人员的执行,落实到高校就是要明确学校、校长、教授和学生做什么,怎么做。只有“三观”同时谋略和攻取,中国大学的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走向成功。【关键词】大学改革;宏观攻略;中观攻略;微观攻略【文章来源】【作者简介】赖明谷(1961-),江西玉山人,上饶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党委(院长)办公室主任,教授,从事高等教育学、当代社会问题研究;柳和生(1965-),上饶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南昌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上饶,334001。自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领航开启的改革开放之路以来,“改革”一词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了,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变化怎么评说也都不为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最亮点、最热门、最让人充满希望的也是关于教育改革问题———《纲要》一公布,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的确,改革事关中国教育的发展,事关共和国的未来。作为直接培养社会所需人才,直接为社会生产力发展服务的高等教育,又成为最热门最焦点的话题。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到底怎么改革?笔者既想通过借鉴他人,也想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从宏观、中观、微观的五个层进行分析,以构建成较为完整的改革逻辑思路。一、宏观攻略———攻坚克难,体制先行(一)建管分离,政府放手中国大学的日益行政化倾向恐怕是最令人头痛的问题,社会各界对此已经有了不少的“批判”,也有了不少的“对策”,但笔者在检索这些文献时,总觉得就事论事的多,能给出科学路径的则是少而又少,但这又是中国教育改革不能绕过的“门槛”。现在的问题是,多数人在批判和论说大学行政化时,都只就学校内部的行政化予以“痛陈”,而不能从整个体制上予以“解构”。如果一直是这样就会影响到中国教育的新一轮改革的成效。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中国教育的行政化是中国政府体制的“带来物”,如果要解决,只能从这一体制源头上着手,而不是纠缠于大学内部行政化不放。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大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机构,光由学生和教授已经难以管理好大学了,所以就少不了一定的行政组织进行系统的管理。然而,由于大学的根本特性———大学是学术性的,其行政作用理应限定在保障大学的根本特性和相应的运转及其有效性上的。也就是说,大学行政组织必须具备从属性服务性的特点。因为大学的行政权力是从学术那里获得,是从属于科学活动、真理探究活动的,并且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存在的唯一基础是为学术活动的有效开展服务,因而行政权力是服从于学术权力的[1]。而目前中国大学的情况却是相反,行政权力极其强大,而学术权极其弱小,学术权力从属于行政权力。2010年和2011年的岁末年初,作为教育部部署的高校改革试点院校之一的复旦大学,着力于大学的“真改革”,认为大学的行政权力过大,学术权力日渐式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大学至今没真正的大学章程,于是着手于“立宪”,引起了舆论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因为复旦不但立了“宪”,即制定了《复旦大学章程》,而且有了一些实际举措,一方面校长们准备退出学校学术委员会,另一方面邀请教师代表参加学校的校长办公会议,参与学校的行政决策,这些做法虽然有不同的评判,但笔者认为是一个好的开端,只是觉得复旦的这一“革命”,效果究竟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推进和观察,因为只有国家整体性制度设计的“去行政化”才是改革的关键! 实际上,大学不是政府、不是军队,大学本不应该有“官”。何况中国的大学也曾经是无官的,是后来才被赋予的。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没有,梅贻琦时期的清华大学也没有。中国大学有官并且越升越高则是后来的事,其中一部分高校升为副部(省)级则又是1999年以后的事。中国大学有官级,是不是为了强化大学的社会地位?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大学却是无官级的,哈佛大学是什么级别?斯坦福大学是什么级别?恰恰它们是世界大学的楷模。中国大学要真正改革,就必彻实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规定:“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2]。简而言之,就是“建管分离,政府放手”。在世界知名大学的“家庭里”,有一所处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