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梅汝璘.doc

我的父亲梅汝璘
父亲193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经济系。曾任国立二中(四川合川)历史教员,保山农民银行主任。1950年由昆明回到武汉后,在二中、二十八中教语文。他喜爱文学,尤其是古文、唐诗宋词、各种笔记小说,小时候常见他彻夜读书,有时候还用一种悠扬跌宕的腔调吟哦。
父亲健谈幽默,喜交朋友。举凡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家族逸闻趣事,父亲总有说不完的故事。不论老妪或小孩,或是来访的教授、工程师,或是乘火车时的邻座人,父亲都能有许多话题,谈笑风生。他喜欢大自然,每年春天到东湖看桃花,夏秋常约好友杨宁生到蛇山抱冰堂喝,冬天不好出行,却总有老友丁举贵先生过往,携来几枝腊梅花。“文革”前家中有一台电唱机,他爱听《春江花月夜》、《良宵》、《红娘》、《女起解》等名家唱段。他还爱饮酒,尤其喜欢汾酒和竹叶青。
父亲教育子女严格,我有次与四哥“拿”了书摊几本小人书,父亲知道后,当即牵着我们去归还,要我们认错。他并未花许多时间督促我们做功课,却常讲祖父小时因夏日蚊子多,躲进蚊帐读书;大伯刻苦用功,终成留美博士,最后当上远东国际法庭法官审判日本战犯的故事,以此激励我们自觉努力。
父亲身为知识分子,却很少知识分子的架子。1958年,母亲在邮局工作,有项任务是卖报纸,有天到了晚上仍有许多《长江日报》未卖出,很焦虑。父亲安慰母亲,拉着我接过报纸到街上叫卖,我还不好意思,父亲却沿街叫卖疾走,大大方方,没有一点不自在。第二天早上他又带我去候船室卖剩余报纸,有两位旅客一下买去所有报纸。那一刻我们轻松愉快回家的情景,恍如昨日。
父亲不是共产党员,却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他给我们讲,右派分子中的许多人并没有什么大错,只不过说了一点真话。他讲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还是打了日本人的,讲八百壮士,讲台儿庄大捷。他讲了亩产万斤“粮食卫星”的可笑,讲乡下人打破家中铁锅去“大办食堂”、“大办钢铁”,尔后讲到农村饿死了人。讲到了中苏交恶,讲到了美国家家有汽车,美国人民并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父亲的这些话,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以当时的标准看,这些道明真相的话却是不折不扣的“右派言论”。对父亲所说的这些话,我当时还不相信,认为父亲思想落后,但因为这些话,在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不会将口水吐到在学校中拉板车的瘦小的老右派脸上。
许多人都很奇怪:不少拥护共产党、为人谨慎的知识分子都不幸成了“右派”,而言语很多、喜提意见的父亲当年却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父亲被问到此问题总是淡然一笑:“那是因为二中离家太远,那年刚好调到近一点的八中,几个月后又调到离家更近的二十八中。刚到一个新单位,对领导不熟。”
“文革”风暴来临。一天傍晚我回到家中,看见门上贴着封条,原来是父亲学校的红卫兵来抄过,楼下二楼的万太公喊我到他家吃饭,谈到学生带父亲来抄家和斗争父亲的详细情形。天黑时父亲回到家里,他慢慢撕去贴在门上的封条,忍住心中悲愤,若无其事地安慰我:
“不要紧,不要怕。”家中一片狼藉,连枕头芯都被撕开。
几个月后,“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