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农民工父亲伤了.doc

我的农民工父亲受伤了父亲是个挺木讷的人,这几乎是所有家族成员的共识。有一年,我和父亲一起看电影《那人・那山・那狗》,当电视上响起,“当儿子能背起父亲时,意味着他长大了”这句台词时,一向寡言少语的父亲突然嘿嘿憨笑起来,自言自语道:“我儿也长大了啊!”那是2008年的秋天。电视机前,父亲的表情如同平地里捡了一块金元宝,无限得意又满含欣喜。这种反常的举止在父亲身上很是少见,当然也并非无迹可寻,一切还得从2007年的夏天讲起。一 2007年的夏天,父亲还是一个农民工,与此前身份不同的是,他头上安全帽的颜色从蓝色变成了红色。这种颜色的改变,不仅意味着每个月的工资会多出200元,更重要的是他在工地上拥有了一点“领导权”。照父亲的说法,他跟从工地老板多年,一直实心办事,老板是看上了他的老实憨厚,才让他当了个小领导。父亲所在的工地工种很多,木工、钢筋工、架子工……工人们口音各异,木工多为宝鸡人,钢筋工多为陕南人,偶尔掺杂有陕北人,而架子工是清一色的四川人。父亲是钢筋工,在行业历练多年,且比其他工人多长几岁,自然成了钢筋工种的“领头羊”。以往在工地上,父亲憨厚老成的性格,深得各个工种的工友尊敬,平日里有纠纷矛盾,大家也常请父亲出面斡旋协商。然而,当“包工”这种劳作形式在工地上流行开来,父亲往日的“长者地位”瞬时便不复存在。那时候,建筑工地一改过去的“按天算钱”,开始把工程任务分片承包给工人,工资则按照他们各自每天工作的完成量来计算。为了挣得更多,所有工人都开始拼命干活,以工地里的川籍民工最为典型。一到“浇筑混凝土”的日子,他们将锅碗瓢盆、铺盖被褥直接搬到二十多层的楼顶,吃饭就在劳作地点,通宵达旦地赶工,像一个个攻城拔寨的悍将勇士。然而,即便每个人都想多干,但塔吊只有一个。因此,当高楼修建到十多层时,每个工种干活所用的材料都要依靠塔吊从一楼运上来,建筑材料不到位,就算鲁班大师也只能干瞪眼。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塔吊成了决定大家每天能干多少活、能拿多少工钱的关键。围绕“塔吊”发生的纠纷不断增多,每个人都希望唯一的塔吊能优先运输他们工种所需的材料。工人们纷纷通过各种手段交结塔吊司机,那些比较强势的工种在塔吊使用权上常常获得先机,这让其他工种很是不满,殴打塔吊司机的事故也时有发生。二 2007年夏天的某一夜,父亲突然从宝鸡返回家。他跌跌撞撞地闯进门,脸色苍白,双手紧捂腹部,豆大的汗珠从额角倾泻而下,让原本苍白的面庞愈发吓人。母亲带父亲连夜赶到医院,检查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两根左侧肋骨有程度不同的损伤。父亲说这是当天在工地的一场事故中伤到的,在他看来,那完全是一场有针对性的报复。原来,工地上的塔吊司机是一个四川小伙,和四川帮交情甚笃,因此塔吊的运输总是架子工优先,这让其他工种甚为不满。尤其是父亲所在的钢筋工,每天有大量的材料需要及时运送进场,可等四川帮的架子工的活都干完了,临近中午,钢筋材料才得以运上高楼,工人们每日真正干活的时间,也只剩下了半天。怨怒的情绪在工友间蔓延,大家一致推举父亲去开发商处反映情况。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原来的塔吊司机遂被解雇,整个四川帮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处罚。而父亲也自然成为四川帮的报复对象。事发后第四天,父亲照例像往常一样上楼干活,当他攀爬钢筋架子通往楼层另一边时,冷不丁感觉脚下的钢筋迅速旋转了几圈,自己也迅速地从钢筋架子中间重重跌了下去,两根肋骨就是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