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鲁迅.doc

我的父亲鲁迅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四五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鲁迅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之类的,但那是笔战,是和旧社会、旧思想在对抗,必须要激烈。过去把鲁迅误读了,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父亲跟我讲的是带绍兴口音的话,他喊我“乖姑”,有点像广东话称呼孩子的方式。旧时的上海夏天湿度非常大,那时又没空调,整天身上、背上都是湿漉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背上总要长出痱子,又红又痒,又抓挠不得。晚饭以后,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那时天色已暗,但为了凉爽并未开灯。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因为有机会亲近父亲,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我躺在父母中间,心里无比温暖。直到天色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候父亲已有他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我早上上学,他还在睡着,中午回来吃饭可以碰见;下午从学校回来时,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和他聊天。跟父亲来往的一些人当中,我有印象的是萧军、胡风、冯雪峰、内山完造夫妇。我对内山完造印象很深,我们一直有来往,直到他去世。这次上海拍电影《鲁迅》,我还提出,对内山完造这个人物,一定要把握:他是一个基督徒,思想浸透了基督徒的博爱精神,他不论中国的贫富贵贱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不能弄成总是点头哈腰的,也不是非常高傲的,因为他是一个有文化涵养的日本人。萧军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人,他非常爽朗,一个东北大汉,没什么心计,说话脱口而出,很容易得罪人,但他自己又不往心里去。电影《鲁迅》里就有这样的镜头,萧红在他身后老拽着他衣服不让他乱说,他的确是这样的性格。有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或是严母慈父,孩子依赖父亲或母亲更多一些,但我的家庭没有,就是一种非常温馨、平和的家庭氛围。不是看见父亲就远远地敬畏、蹑手蹑脚地,没有这种恐惧、害怕的感觉,记忆中他也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