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钟书看林语堂.doc

从钱钟书看林语堂    钱钟书与林语堂都是幽默大家,但他们的幽默是大为不同的。我把钱先生的幽默称之为冷幽默,因为他的作品含有辛辣的批判精神;我把林先生的幽默称之为热幽默,因为他的文章有诙谐的歌颂在里面。我羡慕林语堂的生活更甚于他的文章,林先生不仅到过欧洲,而且还到过美国,最后却在台北悠闲地写他的《无所不谈》。林语堂目睹过旧政府的腐败,投入过抗日的民族斗争;既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又拥有西方的开明思想。他真有资本“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我羡慕钱钟书的学问而不羡慕他的生活,钱先生只到过欧洲而未到过美国,回国后的新中国几乎把他给忘了。但钱先生的文章却是顶呱呱的好。因此,要想做学问就必须学钱先生,回国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默默无闻地啃书本;相反,要想过好日子,我看最好还是象林先生那样满地球跑。所以,林先生没有用古奥的文言写《管锥编》,而只用英文写《京华烟云》和用幽默的白话写《无所不谈》,钱先生也不能总结“英国的花园、中国的菜和日本的女人”云云。钱钟书与林语堂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东西总得要有个出处才具有合理性,别人有过的东西他绝不会再去触动。他知道前人留给他的空间是有限的,也是他必须遵循的。屈原是楚国人,于是他觉得方鸿渐他们所奔赴的大学就应该是三闾大学。用僻典也成了钱先生的一大嗜好,至于读者的感受他几乎是从不考虑的。林语堂则不然,他以自己是福建人为荣,以自己是一个学者为荣。他说福建只有诗人、学者和美人,但从不出产官吏。他最崇敬的人是自己的老师,自然也是他的同乡辜鸿铭。林语堂善于将不同事物的特点加以调配,以此物之长去类比彼物之短,从而将社会分化的角色重新归纳其原性。他掌握了这种原性,并通过它看到世上的差别。这也就是他的文章常常夹带有哲学辩论色彩的缘故。英国的花园、中国的菜、日本的老婆是这样,宽大、深刻、单纯在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的人性之间翻筋斗也是这样。唯其如此,他最终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赞赏他无所不爱的中国文化。①林语堂说:“中国重实践,西方重推理。中国重近情,西人重逻辑。中国哲学重立身安命,西人重客观的了解与剖析。西人重分析,中国重直感。西洋人重求知,求客观的真理。中国人重求道,求可行之道。”②现在看来,单独研究中国或是单独研究西方都是最难的,而最容易的恰恰是既谈中国又谈西方,因为中西方不仅是对立,而且是差别甚大。这就好比学语言一样,重新学一种外语容易,而学一种相近语系的语言就难其更难。不是吗?所以不必被林语堂中西两只脚所瞎倒,到要好好看看他是怎样一心作文章的。林先生说:“中国衣服之好处,正在不但能通毛孔呼吸,并且无论冬夏皆宽适如意,四通八达,何部痒处,皆搔得着。”③语堂对西装的高论就象他的同乡前辈辜鸿铭对西方文化的高论一样,无不从指责西方的言辞中露出“中国一切皆好”的思想。其实搔痒固然因西服贴身难受有关,但身体痒痒往往还是由于本身不爱卫生所致。所以,为了搔痒方便而不穿西装当大可不必,到不如多注意一下个人卫生而中西装皆穿,这样岂不快哉? 和大多数学者一样,林语堂对社会问题也不屑一顾。他把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看着是同类,认为二者都一样,是政治精神的体现,是西方唯智论的产物,要上升到哲学高度是不可能的。林先生还喜欢在传统当中找幽默,他说:“中国人得势时都信儒教,不遇时都信道教,各自优游林下,寄托山水,怡养性情去了。中国文学,除了御用的廊庙文学,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