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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产权制度篇一:国企改革:从现代企业制度到国企改革:从现代企业制度到在国有企业改革的漫长历程中,除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外,还有好几届“三中全会”均颇具纲领性意义。比如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20XX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本文侧重研究十四届三中全会与十六届三中全会,主要是因为前者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后者则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了建立问题。而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到建立,时隔十年,承前启后,对于我国国企改革而言无疑是一个更具里程碑、划时代意义的深刻飞跃,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线条性和脉络感都很强,从中很能让人体会到改革的决策层和领导者们是如何审时度势、准确把握深化改革的不同时机与不同阶段,一步步地走过来,又一步步地走向全胜格局的。有意思的是,十四届三中全会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凝练为十六个字,即“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而十六届三中全会则将建立也凝练为十六个字,即“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这两个十六字诀,朴实而又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改革风格以及善于集中、概括的号召能力与动员能力,凝聚着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集体的高度智慧。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回瞻于此,使我们对国企改革的胜利前景更有信心。那么,十四届三中全会缘何首次正式提出并阐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呢? 众所周知,国企改革是我国整个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作为最直观的证明,一可自“始”看,1978年最早启动的是农村改革而不是国企改革,因前者相对比较容易,而系统推进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若干年后(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决策,标志着国企改革全面展开,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二可由“终”看,艰辛努力达20多年,国企改革仍未鸣金收兵,至今尚未进入倒计时阶段。然而,正因为国企改革的难度大、不同寻常;因此,所取得的每一个阶段性突破都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和肯定。在中国,基于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和现实国情而选择的渐进改革模式,决定了国企改革最具有“摸着石头过河”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牵制和约束的因素太多,任何过激的做法都可能无济于事,甚至事与愿违。由此我们看到,困难重重的国企改革,在初期主要是以扩权让利为主线,继之是以双轨条件下的企业经营承包制为主线。企业经营承包制直接刺激了国有企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政府的随机干预,加上其他方面改革的推进,在总体上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和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好转。但是,承包制在本质上还是一种扩权让利,或者说是前一轮扩权让利的自然延伸,在旧的计划经济框架未能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必然存在一系列无法摆脱的体制缺陷及其固有弊端,比如企业对政府的行政依附关系依然存在,在投资、资产处理、收益分配、人事任免等方面还是要受制于政府的行政支配,无法进一步激发经营活力;由于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依然缺位,所谓“承包制”也不可能真正“承包”得了责任。篇二: 的基本特征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木西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明确指出“这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这一提法比10年前前进了一大步。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并将“产权清晰”列为现代企业制度四大特征之首。之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产权制度改革热潮。但到后来,人们发现出现了“产权失灵”现象:不是产权改革难以进行,就是实行了改革也难以长期见效,改来改去总觉得绩效不明显。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到底是产权改革过程中出了问题,抑或是产权改革本身就不符合中国国情? 其实,“产权失灵”并不是产权改革的过错,恰恰相反,是产权改革不彻底、不到位造成的。而产权改革不彻底的根源在于对产权理论认识的不充分、不全面。正因为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才催生了现代产权理论。对于东北沈阳这样的老工业基地,要彻底摒弃计划经济影响,产权改革更具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建立健全,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攻坚战。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从四方面论述了的基本特征,为我们加快建立健全指明了方向。一是归属清晰。以前我们提的是“产权清晰”,现在的说法是“归属清晰”,二者并不矛盾,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加具体化。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产权指的是建立在一定生产资料基础上的财产的归属权利和行为权利(运营权利)。古典产权是两者的统一,现代产权的特征是两者的分离,即资产归属产权和资产运营产权的分离。对资产的最终所有者来说,凭借归属产权(或终极所有权)可以获得资产收益,而对资产的实际运营者来说,凭借运营产权可以获得运营收益,二者相得益彰。从这个意义上说,谈“产权清晰”显得比较笼统,而“归属清晰”则更为明确,因为实际上需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