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圣者的灵魂.docx

编者序言:朝向生命王家新一热爱上叶芝的诗,还是在我刚上大学不久的时候,那时我第一次接触到由袁可嘉等人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和里面的由袁先生自己翻译的叶芝的一组诗。仿佛无意间在茫茫人海遇上了“神秘的一瞥”,我被那里面一种致命的魅力吸引住了。可以说,从叶芝那里迸发出的光辉,照亮了刚刚踏上人生和文学道路的我。从此,叶芝在我心目中成为某种痛苦而高贵的诗性灵魂的象征,成为我自己秘密的对话者、审判者和守护神。对于这位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人们曾有着多种说法,诸如“象征主义巨匠”、“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爱尔兰的灵魂”、“无可置疑的大师”(T·S·艾略特)、“生与死的骑手”、“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等等,这些并非溢美之辞,但我更宁愿通过自己的道路来接近他、发现他。诗人自己生前期待的,也恐怕正是能不断地对人们的灵魂讲话,而不仅是在文学史上空留一个浮名。1992—1994年旅英期间,我最大的愿望之一是去看叶芝当年在伦敦的住房(23FiizroyRoa)d;我还知道美国著名女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在和丈夫分居后曾住进那里,在那里她写出自己一生最后、也是最好的诗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此,我几乎是怀着一种颤栗的感情踏上了寻访的路。但是,在那个冬雾沉沉的黄昏我却走丢失了,而且在回头望一座灯火明亮、童声喧哗的幼儿园时,我扭伤了自己的脚。我想这也许正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吧。其实在诗人那里也往往需要某种“致命的缺失”——犹如毛特·岗之于叶芝——以保证他能写出诗篇。对此,叶芝的传人、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诗人西穆斯·希内曾这样说到:诗歌与其说是一条小径不如说是一个门槛,让人不断接近又不断离开,在这个门槛上读者和作者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体会同时被传唤和释放的经验。(《舌头的管辖》)这的确是个中之谈。我“服从了这样的安排”,不再急于探访叶芝旧居,而是静下来读他的诗以及普拉斯的作品和传记资料。在孤单无助的日子里,正是叶芝的诗与诗剧给了这位女诗人以某种超越痛苦的力量。“房子已经备下,我去为你拿来酒和面包”,叶芝这朴实的诗,竟使普拉斯怦然心动,仿佛这是一个冥冥中的灵魂在对她讲话。她得到了,又在期待着。在给母亲的信中,她说她最大的愿望是去爱尔兰看叶芝当年的神秘塔堡。正是由于这种向往,普拉斯这样写下了:“也许在爱尔兰我可以找到我的灵魂”(InIrelandImavfindMvsou)l;而我记下了这句话,因为这恰恰就是当时我在那个雾伦敦时想要表达的!总之,这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本世纪一代代诗人,或者说不同语种的作家和诗人,都曾从叶芝那里受到过激励。正如我国学者王佐良所言,叶芝“不仅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且还超越现代主义”,成为本世纪最经得起时间考验和人们反复阅读的那么少数几位伟大诗人之一。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就曾一再谈到早年他从叶芝诗中所获益的一切,以及现在心怀的感激。当然,最有名的例子是另一位英语大诗人奥登在叶芝逝世后写下的《悼念叶芝》一诗。诗中不仅表达了由于一位伟大诗人的离去,生命的水银柱一下子跌到最低点的哀痛之情,还表达了奥登自己由于叶芝而获得的崇高信念:“辛勤耕耘着诗歌,把诅咒变成了荡葡园”。可以说由于这首挽歌,奥登达到了叶芝所说的“英雄的悲剧”的高度。富有意味的是,该诗的最后两句:“在他的岁月的牢狱里,教自由的人如何赞颂”,本来是写叶芝,最后成为奥登自己的墓志铭,铭刻在伦敦威斯敏斯特著名的“诗人角”里。这就是说奥登最终成为英雄挽歌中的主人公。叶芝的精神不死:它照亮了另一个诗人。因而,编选这套文集,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为了向叶芝致敬。二美国著名诗人、本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主将埃兹拉·庞德当年从美国到欧洲后说过:叶芝是唯一值得研究的当代诗人。时间印证了庞德的话。在今天重读叶芝,我发现叶芝绝不仅仅是早年印象中那个优美的行情诗人;随着更深入的接触,一个复杂的、充满了多种启示和可能性的世界呈现在我面前,而叶芝也益发显示出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为此我惊讶、欣喜,好似在梦中遇到了意料不到的财富。像《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的开头:“我在日暮时遇见过他们,他们带着活泼的神采从十八世纪的灰色房子从柜台或写字台走出来⋯⋯”我不能不惊叹于这种大手笔了:在经历了历史上一场血的悲剧后,诗人强行抑制住自己的颤栗,以一种看似什么都不特别的笔调开始了他的挽歌或史诗,直到我们读到“但一切变了,彻底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我们这才意识到在历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开始为一种失败的美、悲剧的美所照耀。也许正是通过这首诗,爱尔兰的民族精神才得以升华到一种悲剧的高度,并像诗人一再写到的大理石那佯不可磨灭。这一切,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中所说:“他(叶芝)仍追随着早先曾指引他的精神,来担任爱尔兰的诠释者。长期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在等待着有人赋予它声音”。只不过在这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