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墨家的孝道—以儒家孝道为参照.docx

论墨家的孝道—以儒家孝道为参照孙君恒陈丽(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摘要:墨家主张孝道在于生“利亲”、死“节葬”、祭“明鬼”。其孝道实质在利,其孝道方式强调节约,其孝道心态主张虔诚。我们认为:墨家生之孝道着重于“事之”、“利亲”,轻视甚至忽视了“礼之”、“乐之”、“尊之”等精神享受,是极端的功利主义;在“爱人父母”与“爱己父母”的广泛孝道关系处理上存在矛盾;墨家节葬之孝道可取之处多,但是需要合适方式的语境和前瞻,不能一概而论;墨子对祭祀的功利价值进行了论证和直接的辩护,以鬼神作为孝敬学说宗教上最后的制裁,则是虔诚和迷信的混合。我们从孝的三大方面—生、死、祭,详细说明了孝道的表现,从当代道义论和正义论的伦理学视野,指出了它们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尤其是对极端的功利主义进行了批评,进而强调人的生命价值和目的价值的可贵。墨家提倡“孝子”,主张“为人子必孝”,认为“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墨子·兼爱下》)因此,墨家是讲孝的,其孝文化是值得研究的。但目前墨家的孝道研究,主要存在三大欠缺:第一,思路、参照问题。过去的研究,就墨子而论墨子,缺乏与儒家的参照。儒家有非常完善的孝文化体系,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从人的生死大事,对孝进行了明确的提炼,十分到位,完全可以作为孝道研究的指南。我们对墨家的孝道研究,也应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第二,实质问题:实用价值和人文精神。过去的研究主要强调“节葬”、“节用”的经济、实用意义,从孝的角度进行文化价值、人道伦理的研究不够;从文化传统的传承思考,是否应该“节葬”、如何安葬,是孝道传统人文观念应该着重强调的。荀子所说的墨子“弊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从孝道方面进行反思,很有必要。我们认为,过去的研究没有运用当代伦理学理论加以分析。罗尔斯的正义论,作为对近代功利主义批评的新见解,完全可以用于认识墨子功利主义的局限性,包括在孝问题上的欠缺,墨子的局限在于过度强调实用价值,忽视甚至否定人文精神。第三,在孔墨对立问题上绝对化。以前的研究将墨子与孔子对立,似乎墨子反对孔子繁文缛节的礼乐,抛弃了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忽视了墨子的反对是有保留的、有限度的。例如,冯友兰将墨子作为“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①郑杰文先生的《中国墨学通史》也有类似的看法。②再如,将墨子的“天志”(敬天)、“明鬼”(法祖)作为宗教迷信,梁启超认为“墨子的‘天志’、‘明鬼’、‘非命’三义,组成墨子的宗教”③。学者较少注意到墨子思想中祖先的崇拜、祭祀等孝文化的独特道德内容。墨子特别注重敬天法祖的祭礼,在祭祀的礼品、时间、场景、人员、作用等方面都非常讲究,这方面的礼仪其实并不亚于儒家,墨子甚至要人们虔诚地深信“人鬼”(祖先等)的存在,而不是如孔子的“祭神如神在”的假设。我们将分别从生、死、祭三个方面,来论述墨家的孝文化内容,对其合理性和问题进行审视。一、生:“利亲”“孝,利亲也。”(《墨子·大取》)墨子将孝敬亲属的实质归结为利,主张其实际内容,反对空虚的、形式的、表面的东西。孝敬不是虚假的,一定要有客观的、实际的内容,墨子强调了物质方面的、基本的生理需要,抓住了关键。从反面来说,伤害父母的情况,不是孝子应有的。“意不忠亲之利,而害为孝子乎?”(《墨子·明鬼下》)问题在于如何认识作为孝的“利”。(一)“利”的内涵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