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散文创作.doc

苏轼的散文创作苏轼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以及他的父亲苏洵,,学士间流传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②的口碑,可见苏轼散文影响之深远。由于苏轼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渊博的知识学问,再加上他独具见解的文学主张,从而使他能够突破前人在文章写作上的种种局限,形成自己独特而鲜明的风格。1。识见高远、广征博引的议论体散文苏轼自幼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①他很早就提出了丰财、强兵、择吏的改革主张,但他反对骤变,主张按部就班的变革。仁宗末年呈进的议政论政文章,对当时存在的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以及各问题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凤翔任职期间,随着与社会实际,尤其是西北边患的实际接触,他的政治见解有所深化。苏轼所处的时代,国内国际矛盾都在积弱积贫中渐趋激化。苏轼认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招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②因此,对内政策要宽容仁厚,对外政策要取静观之势,不可操之过急。在《平王论》中,他提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者也。迁都避寇,是向敌人示弱,是退让,是对国民精神的强烈打击。周代终以不振,则东迁之过也。历代的学者认为,周平王为避犬戎的侵扰,迁都洛阳是明智之举,,是针对现实,有的放矢。其后的宋史,终为苏轼不幸而言中。《教战守策》是苏轼有感于仁宗年间的国际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慄;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民众因为安逸的日子过得久了,从身体到意志都变得脆弱起来。朝中的士大夫们也把议论军事当做是生事扰民,一有苗头就横加限制。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又是:今国家所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事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是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为了求取暂时的偷安,而向敌国奉献大量的财物,但有限的财物满足不了得寸进尺者的贪得无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引发战争。国际国内形势两相对照,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就成为当时的大患。因此,苏轼主张应教民战守,以备不测之事,这才是爱民。苏轼的分析是极有见地的,如果宋代的当权者重视这些话并有所作为,历史也许并非今日之所写。唐文献评论道:坡翁此策,说破宋室膏盲之病。其后靖康之祸,如逆睹其事者,信乎有用之言也。①李贽亦评论说:北狩之事,公已看见,时不用公,可奈之何?②②朱栻《历代名儒传》卷五。①苏轼:《上韩太尉书》。②苏轼:《策断?二十三》。苏轼在议论散文中表现出了渊博的历史知识,《教战守策》中将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与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相对照,前者的结果是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后者则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先王显然指的是夏商周三代,后世即盛唐时期。在《平王论》中,苏轼不但评析平王东迁的史实,而且还大量地列举历史上其他的迁都事例,揭示其中迁都等于示弱,示弱不免败亡的普遍规律。苏轼的应进士试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