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 (二).doc

1992年以来“红卫兵”研究述评(二)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三、”红卫兵”的派别分类、行为特征及异端思潮
以上的讨论为了大致说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消亡,基本上是用”红卫兵”这个词称谓所有的”红卫兵”组织。曾先后投入”红卫兵运动”的青年大约在1,000万至2,000万之间,其中不仅有所谓的”老三届”(指本应在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中和高中学生),也包括所谓的”老五届”(其范围大于”老三届”,还包括应在1969、1070年毕业的初中生)。不同年龄层的学生因经历和”文革”前所受教育的多少不同,价值观有差别,在”文革”中的表现也有很大差异[10]。
在”红卫兵”当中始终因参与程度的不同存在着领导者型、主力骨干型和一般群众型(也可称为依附者型)等不同角色。而如果从”红卫兵”本人的思想认识层次来划分,则可以发现附从型和独立型两种类型。其实,”红卫兵”在”文革”中从来就不是一个行动统一、观念一致的群体,”红卫兵”们从一开始就分成许多派别,代表了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青少年,也有颇为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在”文革”的各个阶段,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此起彼落,你兴我衰,构成了一幅复杂的图景。一些学者就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徐友渔将
”红卫兵”的发展概括为:”1966年8、9月间,搞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一枝独秀、风光万分不可一世;而从10月起,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把他们的支持和恩宠转移到造反派红卫兵身上,到年底,保守的老红卫兵或者彻底瓦解,或者被打得七零八落,稍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分裂为具有激进和温和倾向的派别;1967年的’一月造反’一度使造反派失势,保守派死灰复燃,但随着’反击二月逆流’,造反派在5月前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7月开始,内部两派开始大武斗;在中央的干预下,各地造反派在1968年陆续放下武器,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从这年8月起,随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红卫兵逐渐退下政治舞台[11]。”他按照”红卫兵运动”的过程把”红卫兵”分成”保守的老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以及”激进造反派红卫兵”。
针对社会上对”红卫兵”的不少误解,陈益南认为,不能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举动与整肃、批斗、迫害老师及其他人的暴行,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也不应该将”红卫兵”全都视为”造反派”,以为”红卫兵”等同于”造反派”。他指出,”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蓬勃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并不始终是同一批人、同一种观念与身份;在”文革”的不同阶段,”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他的看法是,在”文革”中”红卫兵运动”大致经历了4个阶段:”老红卫兵时期(1966年底到1967年元月之前退出历史舞台)
”、”造反派红卫兵时期”、”反军与拥军两派红卫兵时期(1967年”二月逆流”以来造反派红卫兵发生分裂,分裂为所谓的”拥军派”与”反军派”)”、”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12]。陈益南也是从”红卫兵运动”的过程来划分的,只不过他的划分与徐友渔有所不同。
史晓平和史晓久则从政治倾向上对”红卫兵运动”过程分期解析。他们认为,”红卫兵”在”文革”时期大约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即”红卫兵”初期(1966年6月到9月)、”红卫兵”泛期(1966年9月到12月)、”造反派”时期(1966年冬到1968年夏)[13]。他们对1966年”红卫兵”活动的划分与徐友渔的观点相似,只不过不如徐友渔划分得那样详细。范明强则从政治思潮的角度来分析红卫兵。他认为,”红卫兵”在其运动过程中经历了诸如个人崇拜、无政府主义、”血统论”与反”血统论”、派性论争、觉醒与反思这一系列阶段[14]。而印红标则专门从”红卫兵”的流派这一角度来分析”红卫兵运动”。他指出,在”红卫兵运动”的派别分析中,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的主要流派有4个:”老红卫兵”、”保守派”、”造反派”和”极左派”。他对各个流派的特点和彼此之间的区别作了一番论述[15]。
在分析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红卫兵”从政治倾向上可以分为”老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激进派红卫兵”(”极左派红卫兵”)。在此有必要解释,”老红卫兵”的活动时间是从1966年5月其诞生之日到1966年底,此后未再发挥作用;而
”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则兴起于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并一直持续到1968年夏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之时;”造反派红卫兵”彼此之间又相互标榜自己是”左派”,把对方叫做”保守派”,其中也出现了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而”极左派红卫兵”(”激进派红卫兵”,不同于激进的”造反派红卫兵”)则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间。
关于”老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