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族源研究概况.doc

鲜卑族源研究概况.doc:..鲜卑族源研究概况鲜卑族源研究概况有关鲜卑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末年左丘明所著的《国语晋语》卷八上:“昔周成王盟于歧阳,楚为荆蛮,与鲜卑守燎”。这是“鲜卑”名称在史书中首先出现的记载。对于这段记载,有的学者并不是很赞同:“歧阳即歧山之阳,歧山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周成王时,活动在今蒙古高原东北角的鲜卑,何能往西远至陕西省为周守燎?”因此,将这里出现的“鲜卑”判决为“鲜牟”之讹而予以否定。这位先生把“逐水草而游牧”的鲜卑人看成“定居务农的农民”而进行了错误的判断[①]。据《后汉书》卷九十《鲜卑传》称:“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汉初,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常通中国焉。……建武……二十五年,鲜卑始通驿使”。《三国志魏志》卷三十《鲜卑传》斐注引玉沈《魏书》亦称:“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桓相接,至光武帝时,南北单于更相攻伐,匈奴损耗,而鲜卑遂盛”。这些记载证明了鲜卑的族源,即“东胡之支”。从历史文献入手去研究鲜卑的族源问题,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文献利用的局限性。早在十九世纪末,即有学者利用文献考证和比较语言学来研究鲜卑起源等问题。但是由于比较语言学者个人研究角度的不同,可比较的语言有限,因此所得出的结论也往往难以服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史学界开始对鲜卑政治、经济基础以及社会发展形态等方面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代表作当为马长寿先生的《乌桓与鲜卑》[②],书中对乌桓与鲜卑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各部分化及迁徙演变等论述甚为详细,为区别拓跋鲜卑首次提出东部鲜卑的概念,明确提出了研究鲜卑的主要方向即起源问题'东部鲜卑语拓跋鲜卑区别问题'民族融合问题以及各部鲜卑迁徙问题等,而且马长寿先生还注意到了当时的考古材料,认为以后更多的考古材料对鲜卑诸问题的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马长寿先生将鲜卑分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的分类方法,几乎成为定义,至今还在沿用,提出的研究方向仍是现在研究的主要课题,研究成果在今天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现在应该确定无疑地认识到,对于鲜卑族源的探索必须借助于考古发现和研究来推动,离开了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实物资料,我们今天的研究几乎是包括现象的。早期鲜卑的考古发现更多地集中在内蒙古东北部'辽西地区、内蒙古中部以及山西的北部地区。这些地区的考古发现也恰恰与文献中记载的鲜卑早期活动地域相一致。由于鲜卑族是游牧民族,“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因此在考古发掘中,其早期遗存主要是墓葬。虽然也发现了嘎仙洞可能是早期的居址,但不见其他遗址。我国鲜卑的考古发掘应追溯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赤崛英三和江上波夫两次对包头市达茂旗白灵庙砂凹地六座鲜卑墓的发掘[③]。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发掘鲜卑墓葬始于六十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对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扎赍诺尔墓地的发掘[④1;1961年、1962年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发现并清理了遗址和墓葬[⑤];1963年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发掘了完工墓地[⑥];1969年在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发掘了赵家房村墓葬[⑦];而在辽西地区发现并清理了慕容鲜卑早期的墓葬,北票房身村墓地[⑧]、义县保安寺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