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庄子.doc

明前期《庄子》接受研究。本章考察的是明代洪武至成化这段历史时期内的《庄子》接受情况。就文学、理性阐释和注本三方面而言,现存《庄子》注本中几无明前期著作,戏曲、小说创作中也缺少对《庄子》的直接接受。故本章内容侧重于考察明前期诗文领域内的《庄子》接受研究。地域性是明前期《庄子》接受的主要特征,因此,本章从宏观流派把握和微观个案研究两个角度对此进行了全面分析。明前期的地域文化与《庄子》接受研究。明前期指的是明代洪武至成化的这段历史时期。承袭元末文坛的地域性格局而来,明初文坛存在着众多地域性文学群落,各文学群落的《庄子》接受也呈现出地域性的流派特征,其中以越派、吴派、江右、闽中四派的《庄子》接受最为突出。越派《庄子》接受整体呈现出三方面特征,即以儒家正统观念来审视《庄子》思想、对《庄子》文学角度的理性评价和创作中对《庄子》的接受,以及独立而富有创新性的《庄子》接受见解。刘基、宋濂、方孝孺等人为此派代表。闽中诗派的《庄子》接受则因闽中文人多为隐士的缘故,表现出突出的隐士特征,主要体现为对《庄子》保身和精神逍遥思想的关注,以王偁的《庄子》接受为代表。吴中地区也存在着庞大的隐士群体,但在个性气质上,吴人较闽人洒脱飘逸,该派《庄子》接受更多呈现出诗人气质。高启是此派的突出代表。江右文人文行双修,具有强烈的政治向心性,其《庄子》接受特点突出表现为此派文人多将《庄子》视为修身养性的手段,以刘崧的《庄子》接受为代表。至永乐朝,江右诗派发展为台阁文学,台阁文学初期文人的《庄子》接受较多表现出雍容闲雅之趣,但随着社会政治形势的恶化,阁臣的《庄子》接受则带上了惊颤忧虑的色彩,台阁文人的《庄子》接受以杨士奇、李东阳为代表。刘基的《庄子》接受研究。本节内容主要从思想、艺术、寓言创作三个方面对刘基的《庄子》接受进行了研究。在思想方面,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刘基对《庄子》思想持基本认可的态度,刘基接受了《庄子》的无用、自适、逍遥、安命顺化、人生如梦、万物齐一等思想。但其积极入世的人生追求使他难以真正接近《庄子》的内髓,也促使他对《庄子》典故作出儒学化的改造。《庄子》对于刘基而言只是暂时的避风港,儒家的仁者情怀和功业取向才是他的精神主体。刘基在艺术方面的《庄子》接受,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为对《庄子》平淡美学思想的接受,以及创作上对平淡美学风格的实践。二为对《庄子》文章奇肆风格的继承接受。后者主要体现为三点:一,题材选择上对鬼神、动植物题材的偏好和对历史题材的改编;二,对夸张、想象、拟人、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三,行文、立意奇特。在此角度上,刘基的《庄子》接受体现的是对《庄子》艺术形式而非艺术精神的接受。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艺术上,《庄子》对刘基而言都只是一个外壳。这种特点在刘基寓言创作中的体现也非常明显,刘基的《郁离子》体现了对《庄子》“藉外论之”的寓言创作传统的回归,并在思想、风格、结构方式、言说策略、题材改编以及语句、典故的运用等方面表现出对《庄子》的接受。高启的《庄子》接受研究。本节内容主要从作品的表层形式、深层思想、艺术层面、人生模式四个角度分析了高启对《庄子》的接受,并对高启《庄子》接受呈现出如此特点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从作品形式层面上看,高启创作中多处使用了《庄子》的词语、语句,对《庄子》典故的运用灵活而广泛,有直接引用、化用典故、连用典故等多种方式。从作品思想层面上看,高启对《庄子》思想的接受表现在生命价值观、安命观和精神境界观三个方面。在生命价值观上,高启接受了《庄子》重视个体生命天然存在的思想,注重生命的保全,追求生命的自由与超越。在安命观上,高启接受了《庄子》以自然与逍遥思想为基础的安命观,同时,高启又未完全安于命运的摆布,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主观努力。在精神境界观上,高启接受了《庄子》关于精神绝对自由的思想,并尤为推崇精神自由的虚静状态。从艺术层面上看,高启对《庄子》的接受主要体现为对游仙和山水题材的偏好以及清逸自然的审美风格。高启的游仙诗对《庄子》的接受既有继承的一面,又有突破的一面。其对《庄子》的继承表现为三方面,即诗中长寿健康的仙人形象,神仙于空中倏忽往来的特异功能,对污浊现实的反抗。对《庄子》的突破则表现在神仙形象的平易化、真实化和世俗化。高启的山水作品一方面在讲究以纯审美眼光观察万物,留心于情景交融,追求无我之境的层面,体现了对庄子一系山水文学的继承。另一方面,高启强烈的个体意识和生命意识又使其山水作品中存在着鲜明的主体性,体现了对庄子影响的突破。高启诗风多变,其中清逸自然的风格突出体现了对《庄子》的接受,表现为景色的清丽自然、感情的真纯拔俗,语言的省净传神。此种风格是高启淡漠名利,重视自由,守虚处静的人生观在诗中的反映。而高启自然诗风中呈现出的崇尚丽的审美取向,则表现了对《庄子》平淡质朴之美的突破。从艺术化的人生模式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