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感想.docx

1768年的中国大地上,大清朝正经历着其蒸蒸日上的“盛世”,然而与此同时却有一些亦真亦幻的“盗魂者”刮起了一场席卷整个社会的妖风,百姓、官僚、乃至君主,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无不深陷其中。“叫魂”指的是这样一种特定的妖术:它经过发辫、衣物乃至姓名得以盗取人的灵魂来为自己服务,而被盗者会马上死亡。作为研究的主题,“叫魂”似乎也有一种魔力。借助这一事件的棱镜,孔飞力展开了不同版本的故事:民众对于妖术的恐惧;皇帝逐渐确信其谋反性质;官僚试图应付上下的压力。在对故事细致入微的叙述中,她揭示了社会生活、政治制度乃至角色心理之间的深刻关联,从而达致了对于宏观图景的丰富把握。可是孔飞力并非是将以上这三个版本的故事并置,或是探讨不同社会群体对特定社会现象的认识。整个事件和整部著作的整体性在于:“叫魂”作为一个独特的主题,唤起并汇聚了盛世之下的恐慌力量,这股力量在制度运作中被推波助澜,又最终偃旗息鼓。这是一个有关权力失却、权力攫取与权力限制的故事。一、叫魂恐慌:民众与皇帝叫魂”这一主题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将社会上下两极的恐慌汇聚在一起:“皇帝和普通百姓似乎分别抓住了一个爆炸装置的两个把手。”[1]叫魂者不但游荡在平民百姓的家门前,实际上也作为幽灵游荡在皇帝的宫廷之中。基于此,“叫魂”(soulstealers)具有双关的意味,对应着双重的恐慌。这双重的恐慌为我们揭示了盛世之下的阴暗面: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权所面临的潜在威胁。:生存压力与陌生人从表面上来看,18世纪的中与17世纪的作物引进带来了人口的急剧增长,白银从美洲大量流入,区域性市镇发展起来,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甚至引发了今天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江南地区,乡村与市镇的联系更为紧密,已经出现了商品化的农作物生产和专门化的市场。然而1768年却是一个微妙的时间点。白银供应的增长尚未缓解人口激增所带来的压力,稻米价格飞涨;与此同时劳动力的自由化伴随着买方市场,总有人被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伴随着生存压力的增大,三角洲与贫困山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导致大批人口的向外和向下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2]“陌生人”开始涌入社区,游方僧、道士和乞丐被民众视为一种未知的危险,而这一群体,恰好也是“叫魂”幽灵的主要成员。但对“叫魂”的恐惧还来自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人们认为躯体与灵魂之间的联系是脆弱的,“魂”有可能被其它人或某种超自然力量偷走。而“头发、衣襟乃至名字”等有效中介物又使得法术摆脱了社区关系的限制,成为了一种陌生人也能够施展的“妖术”。这些现实的与信念的因素结合在一起,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状态:一个社区里游荡着不明来历的陌生人,携带着摄人魂魄的力量,这些力量加剧着社会经济生活本身所蕴含的不安全感,成为群众歇斯底里的最后一根稻草。:合法性焦虑乾隆的身份具有二重性:作为大一统中华帝国的皇帝,她不得不将政权建立在普遍承认的道德之上;但作为满族的首领,她又必须发扬和保护满族的种族特性。这两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使得政权合法性问题成为她的最大焦虑,而谋反、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行政效率低下,则成为她最为关切的问题。“叫魂”事件所包含的因素几乎触动了皇帝每一根敏感的神经:“剪辫”与谋反。“辫子”作为清代最为鲜明的种族种族意象,在建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