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教育思想.doc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一)生平和教育活动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出身于“且耕且读”之家,祖父为秀才,父亲以布衣教授于乡里。梁启超自幼聪慧,熟读经史典籍,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岁(1890年)入京会试,落第回乡,途经上海,购《瀛环志略》,知有五大洲各国,始接触西学,这年秋天,经学海堂同学陈千秋介绍,拜康有为为师。1891年至1894年在“万木草堂”学习,并一度担任学长,承担部分教学工作。在此期间,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深受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1895年春入京参加会试,代表广东190名举人上书清廷,陈述对时局的意见,并随同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秋后,与康有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旋改《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从此,“康梁”就成为一面夺目的维新旗帜。1896年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政论文章。1897年秋,赴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在课内课外讲维新变法,倡导民权学说。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力助康有为倡行新法新政,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帮助康有为组织保国会,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以六品衔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继又远游美澳印度。他先后在日本创办东京高等大同学校(1898年10月)、《清议报》(1898年)、《新民丛报》(1902年2月),撰写了一系列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文章,堪称一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大师,但同时也礼赞改良。1905年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阵地,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激烈论争,梁启超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首席理论辩手。辛亥革命后回国,20年代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并任清华研究院导师。1929年病逝于北京。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有《饮冰室合集》传世。教育代表作有《变法通议》、《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等。(二)论教育作用和宗旨梁启超认为国势强弱随人民的教育程度为转移,梁启超思想的突出之点是在维新变法期间,即明确地将“开民智”与“兴民权”联系起来,为“兴民权”而“开民智”。他认为权生于智,“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权之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他的“开民智”实具有科学与民主启蒙的内涵。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觉察到“民智”和“民权”并不能划等号,教育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权利”意识,也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奴隶性。正是由这一点出发,他提出教育应当确定宗旨,并在1902年发表了《论教育当定宗旨》,对这一问题进行集中阐述。他指出:“夫培养汉奸之才,亦何尝非人才;开奴隶之智,亦何尝非民智。”教育是一项“收效纯在于将来”的长远事业,也是国家用以“制造国民”的宏大事业,“决非可以东涂西抹,今日学一种语言,明日设一门学科,苟且敷衍,乱杂无章而遂可以收其功也。”然而中国国民教育究竟应确立何样的宗旨?梁启超认为:它应建立在对民族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有所分析抉择,并广泛汲取世界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应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即“品行智识体力”三种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