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与诗缘情对举的意义.doc

姓名:陈尘班级:09汉语言班学号:094175803科目:中国文学批评史诗言志与诗缘情对举的意义诗言志和诗缘情可以看作是两块诗歌成长的基石,但并非伊始就为人们都认同,他们经历了一个从“各领风骚”,到互相对立,再到逐步化解、融合、归一的步骤。所以,出现“诗言志”,必言“诗缘情”,两者的对举和两者的出现发展休戚相关。自古诗歌的发展都以言志、缘情为基石。任何一个被单独拿出来说成是诗歌发展的本源都是片面的。而“言志”“缘情”也并非伊始便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古人本来认同的主张是“诗言志”,认为诗应该是用来表达个人志向的文学体裁,《说文解字》说:“诗,志也。”毛诗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早先古人对诗的理解都尊圣人之言,认为言志。先从两者的产生说起。“诗言志”,是古代文论家对诗最早的一个认识,《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可以算是最早提到诗言志的文献了,而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应该属《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此后在儒家礼乐思想大行其道的朝代里,诗言志被作为最基础的理论向后来的知识分子灌输,《论语·为政第二》载: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老夫子所谓的思无邪,就是指《诗》是要人们归于正诚,而何为正诚?个人理解为:所谓正,乃是儒家推崇的封建礼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诚,是指对君诚,对父诚,对子诚,对朋友诚。思无邪也好,正诚也罢,都无疑表明了诗应该侧重的是理,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诗言志”的理论从而衍化出重理和重情两派。重理派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而往往忽略文学的艺术特点;重情派则与之相反,强调诗歌的抒情特点,重视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诗缘情”,出自陆机的《文赋》“诗缘情而绮糜”,这是陆机对于文学体式风格而提出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是指诗歌因情感激动而作,二是强调诗歌整体上的美好。“诗缘情”与《诗大序》中“吟咏情性”之说一脉相承,又抛开了儒家的诗歌政教作用,只强调诗歌的审美特征,讲求诗歌发乎内心情感,追求诗歌的美好动人的作用,这是文学独立性的表现。这一主张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它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仪”束缚的巨大作用,诗因情而产生的提出是中国诗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如果说,“诗言志”是揭示了诗歌的政治社会公用,那么“诗缘情”无疑是强调了诗歌的人性艺术本质。如此看来,“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互相对立的?诗言志则兼济天下,诗缘情则空表胸臆?言志和缘情是毫无关联的对立的两块石头?然而,检阅文学史,对“诗言志”中“志”的内涵的理解的主流却是情志并重。从《毛诗序》到刘勰、孔颖达、白居易,直至清代的叶燮、王夫之,都是如此。他们强调诗歌既应反映现实,为教化服务,重视其社会作用;又应感物吟志,情物交融,突出其抒情性;情志并重,功利性与艺术性两不偏废。应该说,对“诗言志”的这种理解比较符合诗的本质特征和实际作用,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