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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地理学:当代传播研究的最新转向与热点
——《中国传媒报告》2011年第3期卷首语
邵培仁
地理是无数生命循环的起点和终点,也是生命循环的基础之一。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说正好反映了人与地理的生命依存关系。天人合一,百学同源。当代传播研究由历史转向地理、由时间转向空间,正是对中国远古智慧的一种理性呼应。
人类应该尊重和顺应地理的习性和特点,根据地理环境及其势态的变化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媒介是维系社会与地理互动的反映,自然也是人类认识和掌握社会与地理关系的中介。尊重和顺应地理的习性和特点,既是当代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路径,也是尊重和保护我们自己生命和文化的唯一选择。
媒介所在地的地理形势、经济状况和人口统计数字,包括媒介的规模以及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距离等,都影响着媒介的生存与发展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世界范围内,新闻媒介正在蜕变为社会媒介,社会媒介正在演变为城市媒介,城市媒介正在发展为市民媒介,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进一步滑向大众传媒与社会关注的边缘。传播空间与媒介地理的偏移与失衡已经非常严重。
与此同时,传播的重点也飞速地由社会传播转向媒介传播,由语言、文字传播转向画面、影像传播,由印刷媒介转向视像媒介。传播内容正由对故事情节的关注转向媒介奇观的偏好,由理性文化转向快感文化,由线性文化转向块状文化,由叙事文化转向景观文化,由社会活动中心转向媒介图像中心。
过去是内容为王,现在是形式为王。原先的内容与形式结构体系已被彻底打破和颠覆。形式压倒一切,形式大于内容。“看到”打败“听到”,视觉优于听觉。传播学研究也正由历史转向现实,由历史学转向地理学,由时间模式转向空间模式,由时间论转向空间论。媒介传播的地理性状和传播研究的转向日益明显。
传统的基于时间的媒介与传播理论已无法解释今天的网络传播和手机传播所激发出来的传播空间和媒介景观。具有地理性状与特点的当代媒介已经模糊了现实空间的原有边界,开拓并创造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虚拟世界。
这些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当下媒介十分真实的存在和未来传播发展的基本趋势。
面对日益复杂的媒介地理现象和问题,面对当代媒介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人类的态度不仅决定媒介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决定人类在精神层面的生态与进步。我们需要正视大众媒介的新变化和传播研究的新转向和新热点,需要秉持
“天地人媒”四者的整体互动、和谐平衡、共存共荣的研究理念,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和有梯度的、有层次的媒介地理学的研究模式和分析框架。
致力于重建人类、媒介与社会、地理四者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媒介地理学,必须以人文主义为主导,以低碳传播、绿色传播和生态平衡、空间协调为研究宗旨,以时间、空间、尺度、地方、景观等媒介地理学的主要概念及其互动关系为研究内容,将媒介地理学置于某种特殊位置,明确其在信息社会和媒介时代的特殊解释与分析功能。
媒介地理学告诉我们地理有其不可否认影响因素和能量释放;原本界线分明的边界那一端,也并非都是具有敌意或不可交流的狭隘的族群;疆界、边陲不再只是荒凉、偏远和距离,无界弗远的交流和对话使其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信息社会中的媒介已被置于社会的核心,成了社会的神经和大脑,显示了社会如何在地理层面上建构起来。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传统的科学和叙事等正统再现模式,打破其僵硬的权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