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志忠,媒介地理学的新视域.doc

转向地理:当代传播学研究的新视域
——评邵培仁先生《媒介地理学》
范志忠
浙江大学广播影视研究所浙江杭州310028
诗人何为?
这是我在拜读邵培仁先生的新作《媒介地理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脑海里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一个命题。我始终认为,海德格尔在阐释他所推崇的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和里克尔的文本时所提出的理念,同样应该成为一个学者在撰写学术专著所应秉承的精神视域。因为在科学和计算等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如何使艺术的“诗”与学术的“思”合二为一,“如同酒神的神圣祭司,在黑夜里走遍神圣的大地”,业已成为一个人文学者的“命运”所在。
一
19世纪以来,地理学研究出现“文化转向”,1925年索尔的《景观的形态》首先提出“文化景观”这一概念,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的特征,标志着文化地理学的形成。约翰斯顿认为,现代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的空间差异。多琳·梅西认为,在政治、资本、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的社会关系堆叠出种种地层组织,建构起社会与城市空间多种互动的文化景观。因此,文化地理学关注的,恰恰就是传统地理学所遗忘的社会生活领域,并先后出现了政治地理、宗教地理、语言地理等独立研究对象。但令人遗憾的是,直至1985年国外才有涉及媒介地理学研究的论文集问世,国内更无相关的论文专著面世。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地理重心正在由北向南、由西向东舒缓而稳健地转移和迁徙,当代传播学研究地域特点和地理转向日益显明,东方视界、亚洲主义和中国主张等具有地理意味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邵培仁教授的《媒介地理学》无疑既是一部拓荒之作,又是一部适时之作。2002年,作者在《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一文中首次提出“媒介地理学”命题, 邵培仁:《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2期。
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内,作者可谓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在全面梳理总结中外媒介地理学的基础上,对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体系和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分析和论证,进而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思想观点和独特的理论视维,认为空间、时间、地方、尺度、景观是媒介地理学构成的基本概念,也是媒介地理学的重要组件。透过这五大基本概念,我们就可以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当下媒介生存的地理成因和未来的发展机遇,合理利用地理因素以保持本国媒介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挖掘媒介潜力,促进全体媒介系统形成良性循环与平衡和谐的科学机制。
作为东方学者,作者强调自己的学术思想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合一、天学地学人学同源”的思想。《尚书·周书·泰誓》“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尔雅·释言》“土,吐也,能吐生万物也”;《庄子·内篇·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古代智慧,滋养启迪着作者,作者因此对媒介中所具有的人文地理内涵具有一种特别的敏感,认为当代学术研究由历史转向地理、由时间转向空间,正是对中国远古智慧的一种理性呼应,并主张媒介地理学应该以人文主义为主导,坚持以人、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致力于重建人类、媒介与社会、地理之间的和谐关系。
因此,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