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亲历记.doc

她们说,过去可以逃荒要饭,那时连要饭都没处去,因为千村万户都一样,没有一户是有存粮的。比起当年农村的万户萧瑟,我的“记饿”真好像有点无病呻吟了。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资中筠 1956-1959 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 195 9 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 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 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1958 年“大跃进”开始时, 我在维也纳, 随中处”(一个苏联领导下的国际组织),只从定期收到的《人民日报》上得知国内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景象。加以同事间互传国内来信中描述的神奇数字和预期的远景,以及工、农、兵、学、机关干部全体动员大炼钢铁、除四害、搞“超声波”试验等,令我们兴奋不已。我觉得身在万里外,不能亲历其盛,实在遗憾。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向外国人宣传“大跃进”的成绩。在这段时期一切对外活动中,中国人只要发言,都宣传“大跃进”。外得那一年有一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在发言中当然也是大段宣传“大跃进”,提到“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 一位长期在美国的老革命领导在审阅英文稿时说: 英国已经在走下坡路, 十年超英的目标太低了。但因为这是上面定的口号,他不能改。此一例足以说明当时全民头脑发热的情况,连见多识广、经验丰富的老革命也不例外。到 1959 年夏, 就陆续传来国内供应紧张的消息, 而且急剧恶化, 特别是基本食品供应发生问题,开始削减每月粮食定量。我们对“自然灾害”之说当然毫不怀疑, 只感到国内物资匮乏, 而我们还在国外“养尊处优”, 都于心不安, 十分内疚。于是我和陈乐民以及另一位年轻同事一再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调回国内“与全民共甘苦”,并经受艰苦的“考验”。对于我们这种和平年代才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没有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是经常被敲打的弱点,也是自己的一块心病。所以有了“艰苦”的机会,不问情由都不肯放过。 1959 年8 月我和陈乐民果然奉调回国, 倒不是领导同意我们与人民“同甘苦”的要求,而是中苏关系恶化机构的方针有所改变,准备逐步撤出。我们回国兴奋劲头过去之后,开始感到物资匮乏的现实,首先是每人登记粮食定量,按月领粮票。我们都自觉把粮食定量按低标准上报,我一向饭量较小, 以为一个月二十多斤粮食足够了, 还没有意识到在一切其他“油水”都没有的情况下,饭量会大得自己都吃惊。机关食堂每人限买半个菜。用不了多久就明显感到食堂的肉菜稀少,日益清汤寡水。早餐偶尔有鸡蛋卖,每人限一个,稍晚就轮不到了,再后来鸡蛋就绝迹了。刚回国时我还有一次尴尬的经历:我们夫妇二人与朋友夫妇相约到附近一家熟悉的小餐馆去“打牙祭”。饭后我抢着付账,却不意那价钱高出我出国前许多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阮囊羞涩。朋友笑笑说还是我来吧!经他解释才知道那是当时的一项特殊政策, 开一些高价饭馆,在特定的商店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