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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新进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近十余年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所做贡献的理论思潮,结构主义思路再度被人们所关注。本文主要介述20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结构主义思路取得新进展的三个主要领域,即国家干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在此基础上,再就这一思路的新进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结构主义思路政府干预理论的新发展
 
  众所周知,“新古典主义复兴”中批评结构主义思路国家干预理论的主要论点是:这一思路中隐含了政府具有干预经济的无限能力的假定;贪污受贿和“管理失效”等“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政府干预为租金打开了广泛的空间;外向型经济可使政府不容易助长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为了纠正政府干预造成的种种“扭曲”必须“矫正价格”,等等。
 
  早期结构主义者曾经批评传统新古典理论体系中实际上隐含了市场机制通过价格调节足以带来效率的假定。,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是缺乏一个国家理论,原因在于它把经济领域同政治领域分离开来,但与此同时又至少预设了市场机制有能力自我纠正和政府只需起最低限度“守夜人”作用这两个假定。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有的场合又被称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的国家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讨论政治市场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并将国家的作用理解为在众多集团中间进行经济效率与国家权力的相机抉择,、“搭便车”、“分配联盟”等集体行动的分析,等等,但这种新理论不过是把政府干预理解为类似于在政治领域中个人实现最大化的行为,进而将政府政策内生化于一般均衡体系中而已。他们回击了新古典主义者有关政府干预造成“扭曲”并降低市场效率的说法,认为成功的经济发展伴随着扭曲,同时他们承认,长期偏离市场信号成本高昂,但短期内却能激励企业家精神并促进生产率增长。他们反对新古典理论有关公共工程势必“挤出”私人投资的推论,认为公共工程可通过互补性“挤进”私人投资,而不是通过利率“挤出”私人投资。他们肯定,政府对教育投资带来的成效远胜于新古典模型中常常讨论的个人或家庭对教育投资带来的收益。,用政府不完善不可避免性假设取代流行的市场不完善假设,用以解决在发展中国家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无法避开政府被“寻租”所腐蚀的环境但同时又要求政府从经济活动中脱身出来的两难矛盾。
 
  ,“新古典主义复兴”混淆了市场和国家之间各自作用的一些重要差别。他反对那种声称效率、公平和自由要求甩掉政府而听任市场的“国家最低限度干预论”,认为那种纯理论意义上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依赖于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的许多条件;为了使现实的市场正常运转,强大的、在某些场合甚至是扩张的政府必不可少。他甚而指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不到“看不见的手”,假如能感觉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它肯定是被一只“看得见的强有力的胳膊”所引导。在他看来,自由市场是一种既可以行善又可以从恶的中性制度,“看不见的手”能以窒息的方式发生作用,它还会为某些不利于公众的共谋行为助一臂之力。发挥市场优点的条件在于竞争的存在。他提到,“反对公众而进行勾结”和“用诡计来提价”以及地主们“在从未播种的土地上收获”,实际上就是寻求“租金”的过程,但他认为,新古典理论得出减少“寻租”的唯一途径是限制政府的结论却是错误的。他写道,私人动机和公共部门的动机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虽然追求私利的行为在公共部门也会发生,但如果把公共部门同私人之间的区别降低到统一的自利层次上并且将理性行为等同于自利行为,那就太荒唐了。他发现,新古典主义国家学说走了两个极端:、、,政府是不会做错事的;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政府是不会做正确的事情的。他以为,政府无法使一切(公共福利或自身利益)都达到最优。“矫正价格”这一概念区分为“使价格得到矫正”和“让价格逐渐得到矫正而政府无所作为”两种不同含义。他认为,要是没有公共部门的互补性行动,即使价格是“适当的”,也只会是低效率的,价格只有在政府采取互补行动的前提下才能对供求产生影响。在他看来,“矫正价格”绝非东亚经济成功的主要秘方,也就是说,它不是一剂足量的药方。
 
  ,在发展中国家,一些为市场经济运作所必不可少的制度结构要么不存在,要么很脆弱,要么制度设计有问题,要么设计好的制度在履行时绩效不佳。他觉得,发展经济学家需要的是一种更为精细的国家理论。他把对发展中国家分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