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伦理道德.doc

麦收》伦理道德(《麦收》剧照) 苏珊? 桑格( 2007 )在其《论摄影》一书的开首就指出: 人类无可救赎地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 老习惯未改, 依然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中陶醉。但是, 接受照片的教育, 已不同于接受较古老,较手艺化的影像的教育。首先,周遭的影像繁多,需要我们去注意。……摄影之眼的贪婪,改变了那个洞穴─我们的世界─里的幽暗条件。照片在教导我们新的视觉的同时, 也改变扩大了我们对什么才值得看和我们有权利去看什么的观念。照片是一种观看的语法,更重要的是,一种观看的伦理学。“看”( seeing )是所有视觉文本的基本构成。摄影、录像、话剧、绘画等都牵涉视觉感官的运用。“看”使视觉文本陷入视觉性( visual?ity ), 以可见性( visibility ) 和凝视( gaze ) 作为现代权力行使机制的关系中( Foucault, 1977 )。要处理“看”与“被看”的权力关系, 马克思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已经不足以应付, 我们需要全面审视看的行为中的全部结构关系或可能条件( Bal, 2003 )。另外,我们需要苏珊? 桑格所谓的观看伦理学,去处理影像泛滥的问题。吊诡的是, 当视觉性被理解为权力工具的同时, 质性研究方法学却出现了大量以视觉方法去解决“再现危机”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这两种对影像权力的不同诠释?质量研究方法学强调的伦理学准则又是否适用于视觉文化研究?本期的“视觉? 文本”栏目,以近期备受争议的中国独立纪录片《麦收》为个案, 探讨视觉文本作为传播方法及方法学上面对的限制、挑战和可能性。《麦收》与视觉政治《麦收》纪录的是一个女子从农村到北京从事性工作服务行业的遭遇。影片在香港举办的“华语纪录片影片节 2009 ”放映时,遭到多个团体抗议。反对者的意见, 可以分为文本的生产、传播渠道以及接收三方面探讨。生产方面, 导演被认为严重违反了纪录片道德操守, 以影像欺凌及剥削弱势群体。反对者指出, 除了女主角签署同意书外, 导演未有征询其它出镜者的同意,其所拍摄片段将作纪录片用途,并在世界各地影展公开放映。影片中甚至出现出镜者拒绝入镜的片段, 反映导演侵犯别人私隐。同时, 导演被指控并未有保护出镜者的人身安全, 影片中清楚呈现了性工作者的容貌、女主角家乡及北京工作地方的名称和位置等信息, 在性交易非法的中国社会, 这等做法使片中人暴露于受刑责的危险当中; 同时在意识保守的社会里, 曝露片中人身份可能导致她们及其家人受到歧视和伤害。至于发放渠道方面,反对者指出纪录片影片节主办单位应该作把关人的责任,而“一个关怀社会和重视艺术自由的把关方式, 绝非过滤官方不欢迎的内容, 而是要保护片中人”( 邓小桦, 2009 )。他们要求在导演未有处理受争议点之前, 影片节暂缓放片或撤片。另外, 一些反对者指出, 观众有责任拒绝、抵制侵犯人权的作品, 并指出当导演仍未处理性工作者的个人信息时,观看影片的行动将会令被拍摄者承受更大的风险。有关《麦收》的争议与道德问题,可以理解为视觉再现的政治。[1] 跟所有再现文本一样,视觉再现渗透着权力关系,它是权力的角力场。但是, 视觉再现的权力运作方式, 并不仅透过符号结构去建立及强化意识形态, 它还建立在再现的“可见性”。傅柯是指出可见性作为权力机制的重要人物。他以英国哲学家边沁( Jeremy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