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doc

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宋代文人的谪居心态宋代文人居士中, 因贬谪闲居而称居士者最多。这类居士的心态也最为复杂, 以下从避祸与待出、山水适性与诗酒风流、援道释入儒进行精神自救等方面试作探讨。 1 、避祸与待出避祸保身是被贬者的求生心态。宋代朝廷党争激烈。北宋自庆历新政起, 围绕着革新与守旧问题, 党争不断。南宋朝廷则始终存在主战与主和的斗争。赵官家为了确保政权集中于皇帝之手, 采取了执政分权、职务流动、台谏言事、厉行贬谪等措施, 使为官者总处在如履薄冰、浮沉不定的状态中,升、降、出、入非常频繁。官员稳步升迁、长居要职者较少。官员们因种种原因被贬谪, 谪居之际, 难免心有余悸, 一面庆幸罪未及死, 一面担心会有更大的祸患。其于此际自号居士,往往有远离是非、祈求安全之意。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和因元祐党祸远谪岭海, 其政敌实有置其于死地的意图。谪居生活在物质上极其贫乏: 初到黄, 廪入既绝。人口不少, 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 日用不得过百五十[1] 。( 儋州) 新居在军城南, 极度湫隘, 粗有竹树, 烟雨蒙晦, 真蜒坞獠洞也。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2] 。精神上的孤独、苦闷更令他难堪: 我谪黄冈四五年, 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 疾病饥寒疑死矣[3] 。在这种情况下, 生存成了人生的最主要问题。苏轼对仕途几乎不敢存任何乐观和幻想, 他只是力求以自己的旷达和睿智去消解精神压力、调解生活、自我保护, 坚强而且乐观地生活下去, 而且还须时时小心谨慎地提防政敌再寻事端。他曾描述过贬谪期间如惊弓之鸟般的心境: 黄当江路, 过往不绝, 语言之间, 人情难测, 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4] 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5] 62 岁到儋州,他自料已难生还,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说: 并鬼门而东骛, 浮瘴海以南迁, 生无还期, 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瘴疬交攻。子孙痛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 宁许生还。[6] 而当他凭着超人的智慧和旷达在海南度过三年艰苦岁月, 九死一生地获得北归的机会时,他自己都觉得实在是万幸: 鹤骨霜鬓心已灰, 青松合抱手亲栽。问君大庾岭头住, 曾见南迁几个回? [7] 当这位文化老人对历史发出如此深沉的叩问时, 他虽然不知道后来者还有谁, 但他必定已经预见到了“九死南荒的生命悲剧还会不断重演。果然, 他离开此地还不到半个世纪, 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忠义之士便相继被流放到了这个天涯荒岛。同被列为元祐党人的张舜民, 因性情刚直敢言而数遭贬谪。据《宋史》卷 347 本传载, 他于元丰中, 随高遵裕征西夏无功而返。在灵武作诗有“白骨似沙沙似雪”句,又有言及官军斫受降城柳为薪之句, 遂被论罪, 谪邕州监盐米仓、又追赴鄜延诏狱, 改监郴州酒税。元祐初曾任监察御史, 后贬官辗转外任, 官至知州。元符中曾被列为元祐党人而罢职。徽宗朝任右谏议大夫,任职方七日,言事已达 60 章。出知定州、同州,又谪商州,后复官。他之自号浮休居士, 必然是出于命运坎坷的不安全感, 所以借佛教故事以自慰和祈福。《杂阿含经》十六: 大海中有一盲龟, 寿无量劫, 百年一遇出头。复有浮木, 正有一孔,漂流海浪,随风东西。盲龟百年一出,得遇此孔。[8] 这个故事比喻幸运对于生命很难得。张舜民自知性刚易折, 因而可能是借此故事以祈求平安幸运。他又自号碇斋, 碇即停船时用来沉入水中之石, 类锚之用。浮休而不稳, 以碇救之。应是在贬谪漂泊之际,求稳如碇,求福如盲龟得遇浮木之意。南宋文人的谪居处境比北宋谪人凶险。名将韩世忠因岳飞被害而惊心, 秦桧当权, 他被夺兵权, 又上表自请罢枢密使, 自此杜门谢客, “绝口不言兵, 自号清凉居士, 时乘小骡放浪西湖泉石间”, 以书法、诗、词、饮酒自娱[9] 。南宋官员被贬谪多与主战与主和之争有关。比如赵鼎是被秦桧忌恨的主战派人物。“太师秦桧尝于一德格天阁下书赵鼎、李光、胡铨三人姓名”[10] , 必欲除之。赵鼎被贬之背景既如此凶险, 因而贬谪后自号得全居士, 庆幸大祸不死, 并希望远祸以得保全性命。其贬谪期间所作,频频表露此意。《辨诬笔录· 序》云: 度其势力将置之必死。则今日流离之极而尚延残喘者, 皆君父委曲庇护之赐也,有此侥幸,尚复何言。[11] 《谢知绍兴到任》云: 臣进退可见保全,臣敢不仰戴深仁。又《泉州谢落节表》、《谢到潮州安置表》亦有感谢皇帝“不杀之仁”,得“全体貌”之语。然而《谢到吉阳军安置表》, 则于心知必死、恭谢亦无济于事之际,语亦无避: 一谪五年,咎将谁执?再投万里……罪大莫名。激愤之情溢于笔端。虽说宋王室轻易不杀士大夫及读书人,但官场上的忠奸正邪、是非曲直之争从来就不可避免,而且往往导致你死我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