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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谈企业与改革柳传志: 2012 年重庆打黑企业家恐惧到了顶点 2014 年 04月 14日 13:54 来源:财经杂志希望经济上, 能够形成正向循环, 内需拉动成为国家发展经济的一个长远持久的动力。政治上, 形成现代的治理结构, 从制度上保证“依法治国”落到实处,人民的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得到有效保障, 企业家安心创业,不再为资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担忧柳传志:改革对企业家提出更高要求本刊记者马国川/文回顾过去十年, 柳传志坦陈企业家是有压力的。“焦虑的不仅仅是企业发展和经济形势,更为社会空气的‘干燥’感到焦虑不安”, “企业家都担心, 如果这种社会空气延续下去的话, 就有可能发生更大的问题”。企业家的焦虑在 2012 年达到了顶点,因为“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产生, 而有相当部分是因为‘仇富’情绪引起的。而这个‘富’实际是性质不同的。一种是勤劳、智慧致富, 而另一种则是贪腐、官商勾结致富。有的人把这两类混为一谈, 这使得正当经营的企业家感到忧虑”。一向出言谨慎的柳传志也在那一年公开表达了他的焦虑:“如果环境好了,就多做一点;环境不好,就少做点;环境真不好了,比如不能如宪法所说保护私有财产,企业家就会选择用脚投票。”现在柳传志却乐观起来。这位已经 70 岁的著名企业家认为,新一届领导人展现了坚决改革的决心和能力, 社会上出现的新气象让他感到振奋。“只要领导人坦荡务实,做事端正,坚决建设‘法治等’的原则去做, 不仅是说, 而且是做。我相信,今后的社会空气会逐渐‘湿润’起来。”在柳传志看来, 现在中国发展的方向和道路看得很清楚了,“我依然坚持‘在商言商’: 只谈和商业发展有关系的, 不会离开经济发展和商业环境去空谈政治。”“改革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柳传志说,“我们企业家还是要好好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尽到作为公民的责任。”“今后的社会空气会逐渐‘湿润’起来”《财经》 2004 年发生的“郎顾之争”引发了“第三次改革大争论”, 此后发生了陕西私人油田国有化、山西煤矿重组等“国进民退”事件, 也相继出现顾雏军、戴国芳、龚家龙、兰世立、曾成杰等有争议的企业家司法案件。回顾过去的十余年, 企业家的困惑主要是什么?有什么担心? 柳传志这十年之中的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焦虑。对于企业家来说, 焦虑的不仅仅是企业发展和经济形势, 更为社会空气的“干燥”感到焦虑不安。《宪法》里规定了“依法治国”,《物权法》等法律也有各种规定, 只不过某些掌握权力的官员不遵守法律, 利用手中的权力腐败敛财, 企业家的资产安全和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本来腐败才是造成“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 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大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 煽动“仇富”情绪。企业家都担心, 如果这种社会空气延续下去,就有可能发生更大的问题。《财经》对于官员利用权力进行寻租的现象, 企业家往往有切身之痛。柳传志为什么我会特别敏感呢?因为上世纪 80 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候, 买卖商品常常需要官员的批文, 这种事情很多。 90 年代初取消商品“双轨制”以后,情况好一些了,可是“以权谋私”的现象并没有消失,有些地方反而变得格外严重。当时我们做电脑要大量进口国外的元器件,和海关打交道很多, 发现这是一个风险性很高的业务。因为那时海关的权力很大, 想整你就整你,目的无非是谋取一些个人私利。一个典型的故事是 1998 年前后,广东省惠阳海关的关长刁难我们,怎么谈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他的上级领导被抓, 他本人也逃跑了, 事情才不了了之。这位关长后来被抓回来了,因为贪污受贿判了十几年。就是这样的贪腐官员, 当初在我们面前一本正经地声称要把我们公司罚垮, 真让人内心产生巨大的恐惧。其实 2000 年以后, 联想公司做得很大了, 我们自己又非常小心, 所以官员腐败寻租的事情对联想公司的直接影响并不大, 但是社会上屡屡发生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感到很焦虑。《财经》从现在披露出来的一些企业家的案件来看, 确实有一些官员利用权力向企业家索要钱财, 甚至利用权力剥夺、瓜分企业家的资产,有的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柳传志因此,企业家在生产经营中都有不安全感。到 201 2 年“重庆事件”发生前夕, 企业家们的恐惧到了一个顶点。以打黑为名借机没收企业家的财产, 这种践踏法律的做法因为在某些老百姓眼里以为是均贫富, 也得到部分老百姓的拥护, 所以企业家格外地焦虑和不安。《财经》记得 2012 年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社会现状忧心忡忡。一年多过去, 社会氛围开始发生变化, 您的担心是否已经消除? 柳传志担心已经小了很多。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 中央在反腐败上坚定不移, 特别是领导人以身作则, 显示了坚决进行改革的决心和行动。许多社会矛盾